九月的天空，蓝蓝的；风儿，暖暖的；我们的心里，甜甜的——因为从今天开始，我们终于成为一名小学生了。我知道，学校是一座桥，是一座架在我的家和我人生道路之间的一座桥。很早以前，看着大哥哥大姐姐们戴着红领巾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年一年级新生发言稿【五篇】,供大家参考。
一年级新生发言稿范文第1篇
大家好！
我是一年级学生**，首先我代表一年级的全体同学，祝老师.哥哥姐姐们新学期快乐！
九月的天空，蓝蓝的；
风儿，暖暖的；
我们的心里，甜甜的——因为从今天开始，我们终于成为一名小学生了。
我知道，学校是一座桥，是一座架在我的家和我人生道路之间的一座桥。很早以前，看着大哥哥大姐姐们戴着红领巾高高兴兴的上学时，我的心里就充满了羡慕和向往，今天在爸爸妈妈和老师的引领下终于走上了这座桥，我真想对着这世界大声的呼喊：我成为一名小学生了，我成为一名小学生了……让所有的人都来分享我的喜悦！
秋风爷爷慈祥地看着大地，看着丰收的景象，欣慰的笑了。老师，我们就是一粒种子，会在母校的这块沃土上生根发芽，在将来的一天，我们也一定会长成参天大树，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才，那时，我猜，您也一定会欣慰的笑一笑的。
一年级新生发言稿范文第2篇
一、学校基本情况概述：
**小学有七个教学班，282名在校生，22位教师。教师本科学历达到41%，大专学历达到100%。近年来，在上级领导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体师生的奋勇拼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学校近年来先后被评为郑州市文明学校、郑州市红领巾示范学校，；
荣获郑州市足球比赛第三名、郑州市优秀校园网站、部级绘画比赛三等奖等证书和奖杯。教学质量一直保持本辖区第一名次，特别是今年的毕业班成绩更是喜人，语文、数学均以绝对优势领先，进入全区前列。得到了家长的认可。
我的治校格言是：让每一个师生都成功，是我快乐和幸福的源泉。
我的办学理念是：在实践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
校风：文明 朴实 好学 勤奋
教风：敬业 博学 严谨 求实
学风：勤学 创新 活泼 守纪
校训：诚实做人 踏实做事
二、家长在教育孩子方面应注意的问题：
在这里，我要真心地祝贺每一位家长，祝贺您的孩子开始了一段新的人生旅程。从踏入小学的第一天起，您的孩子将接受系统的小学教育。到目前为止，孩子已入校近两个月的时间，从观察、了解到的情况看，有一部分学生还没有完全适应小学生活。所以我们必须通过双方共同努力让孩子尽早适应小学生活，希望家长配合的工作。在此我谈一些个人的看法与各位家长进行沟通，如有不当，敬请批评指正。
1、把孩子的德育教育放在第一位，让孩子具有良好的道德行为和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如何做人，做什么样的人。家长必须正确引导。比如：尊老爱幼、孝敬父母、团结同学、热爱、关心集体，诚实、善良、自信、自强、自立等品质。
2、养成好习惯，熟悉新角色。习惯决定人的品质，细节成就人生。好的学习习惯、卫生习惯、纪律习惯等。培养好习惯应从小事做起，反复强化，日积月累，才能逐步形成。
3、调好生物钟，跟上新节奏。（作息、考勤、周一升旗不迟到等）
4、做好自己的事，认同新起点。（整理书包、收拾文具、房间、准备换洗衣服、在校值日等）
5、平时多劳动，主动担任务。（做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对孩子是一种锻炼）
6、养成好习惯，熟悉新角色。习惯决定人的品质。细节成就人生。
7、学会走路、乘车，注意，增强防范意识和能力，珍惜生命。
一年级新生发言稿范文第3篇
关键词:《共产党宣言》创作史;同盟纲领;科学共产主义;草稿
中图分类号:A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0)08/09-0057-07
《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无疑是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发行量最大、传播范围最广、影响时间最长的一部传世经典。但是,直至现今我们对《宣言》的创作史、传播史、文本结构研究还不够全面和深入。[1]尤其是其创作史,涉及到了青年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发展、成长及进化,马克思主义最初创立的整个过程和环节,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实践活动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渊源、理论基础、实践依据等等问题,因此,对它的研究就显得更为重要。
一、问题的由来
《宣言》写于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间,由马克思一人在布鲁塞尔写作和完成。这个史实曾经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宣言》的创作只不过是一个很短暂的过程,从开始动笔到定稿,中间仅仅经历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那么,这一段历史是不是就可以当作《宣言》的“创作史”呢?
如果“就事论事”,这么说乍看上去没有什么致命的缺陷,因为在1847年11月同盟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到了工人们的“委托”[2]去写作这份工人运动的纲领性文件,之后,马克思在第二年(1848年)的1月就向同盟交出了《宣言》的手稿。很明显,在这一个月内,马克思主要的工作就是写《宣言》,也的确,在此期间,马克思没有更多其它的著作和手稿为后人所发现。
然而,《宣言》的诞生远非它的实际写作过程这么“清晰明朗”。《宣言》中的思想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经过长期的哲学创新、理论斗争和实践探索、经验总结所逐渐形成的,这也就说明了《宣言》为什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为什么具有非同凡响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在同盟的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宣言》中的基本观点和根本立场、精神实质就已经“完成”了,只是历史将这次会议定格在了1847年11月,于是,《宣言》本身的写作也就放在了1847年12月到1848年1月。假如同盟开会的日期推迟几个月,那么,《宣言》的“创作史”就会延至1848年的其它几个月。显然,把《宣言》的创作史认定为“一个月”的推论是不严谨和草率的,《宣言》的重要历史地位使得人们对它的创作史的理解不能局限于文本本身,而是要放到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场景中去考察《宣言》的思想是如何“逐步形成”[1]206的。
熟知马克思主义学科史的人都知道,关于《宣言》创作史的论述可谓汗牛充栋、俯拾即是。特别是苏联和东德的学者,他们对《宣言》的兴趣绝不只是在于《宣言》这部著作本身,而是更愿意去探讨创作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和正义者同盟、青年黑格尔派、各种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之间的关系问题,以此解释清楚《宣言》创作史中的细枝末节,并确证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科学理论所作出的突出变革贡献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人类历史中的光辉形象和至高地位。总的来说,苏联、东德的学者把《宣言》的创作史看作由三个大的研究对象所组成:
一是《宣言》自身。即:《宣言》是怎样一步步演变成的?换句话说,作为科学共产主义的“出生证书”,《宣言》的内容组成、篇章结构、核心思想、基本原则从雏形、完善到完成之间究竟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动过程和发展阶段?讲得更明白一些,《宣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它的“第一份草稿”,并在此基础上最终实现“横空出世”的?二是《宣言》的作者。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宣言》的作者,他们究竟凭借什么样的天赋、资质和能力优势来承担这个伟大的工人运动纲领的写作工程?同盟为何要选定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和主张的确是最适合革命形势、历史要求和同盟情况的,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的思想和主张是怎样产生、发展和成熟的?他们是如何将自己的理论和同盟的实践作出渐进的靠近和结合呢?三是正义者同盟。《宣言》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正义者同盟。按此逻辑,《宣言》绝不是同盟纲领的“独苗”,在它之前同盟曾经有过多个纲领,只是这些纲领都无一例外地遭到了同盟的遗弃。那么,同盟的纲领为何迟迟不能敲定?正义者同盟在选定自己的纲领过程中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动和演化?这些因素对《宣言》的创作又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和作用?
这三个大的研究对象给人们展示了《宣言》创作史的复杂性。不用说,从中可以引出很多问题,就拿马克思恩格斯自己的思想进程来说,即便是想要说清楚他们和莫泽斯•赫斯这类人物在整个《宣言》创作史中的关系,也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这就难怪为什么苏联、东德的学者已经写出了如此之多的《宣言》创作史研究成果,却仍然为《宣言》创作史中诸多问题的悬而未决而感到遗憾。其中,有一个前提性的问题到现在还是没有统一的意见和看法,那就是《宣言》的创作史究竟要从何时开始算起?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解答《宣言》创作史内涵的关键,一旦在时间界定方面没有定论,那么,研究《宣言》创作史就失去了“出发点”和“起跑线”。如前所述,《宣言》的创作史绝不单指1847年12月到1848年1月这一个月的“成稿”时间,主要涉及三个大的问题(分别对应于上述“三大研究对象”):首先,第一份能称得上是《宣言》的“草稿”的文件,或是说著作究竟是何时所写?其次,作为马克思恩格斯代表作的《宣言》的思想是如何为它的撰写人所拥有和掌握的?最后,作为同盟纲领的《宣言》究竟有几份“纲领前身”?
在界定《宣言》创作史的开端这个环节上,第一个问题是可以纳入第二和第三的,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还是“同盟的纲领”,《宣言》和它的草稿毫无疑问都能跻身其中。这就是说,《宣言》的创作史要么始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萌芽”形成之日,要么开始于同盟为制定它的纲领而作出第一个尝试的日期。当然,这两个日期理论上讲完全有“重合”的可能,不过根据传统的解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萌芽应该是在1844年10月左右,他们分别凭借《德法年鉴》上的文章而实现了“两个转变”。相比正义者同盟在1838年就指定魏特林制定纲领(即魏特林的《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一书),这两个时间点是不可能重合了。《宣言》创作史开始时期的答案必然要从第二和第三问题出发去探求。
进一步归纳,可以把《宣言》分别作为“科学社会主义著作”和“同盟纲领”,以此找出它的创作史的开始日期。其实,人们也是普遍以此来做界定的努力的。比如,巴加图利亚明确地将《宣言》的创作划分为“创作前史”和“创作史”,并把“创作前史”第一个阶段的起始时期限定在1842年,因为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于那年向共产主义转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2年是否向“科学共产主义”转变目前还有争议。一般来说,1842年历史唯物主义还没有诞生,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共产主义思想”也就没有产生,巴加图利亚这么论述也只能是他的一家之言),因此,《宣言》的创作也就“启动”了。[1]206洪特辨析说,1845年,正义者同盟伦敦讨论会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同盟的立场明显偏向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共产主义”,这很可能得益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同盟所施加的思想影响。“1845年夏秋,伦敦讨论会的显著进步,没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是很难解释的。”[3]34所以,《宣言》的创作应该是在1845年开始的,那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开始试图将其学说和同盟运动进行结合,这就为《宣言》的创作拉开了帷幕。显而易见,这是根据《宣言》“作为科学社会主义著作”所得出的判断。而我国学者聂锦芳认为,《宣言》的创作要从同盟不满意魏特林的《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一书开始。也就是说,这部工人运动的“圣经”的“创作工程”需从1844年魏特林写完那“20条”后算起,[1]209-212毕竟“20条”也是为同盟的纲领所作,理应成为《宣言》的“前身”之一。这种观点则又是把《宣言》“作为同盟纲领”所作出的合理推论。那么,这两种不同的“方法论”究竟哪一个更为科学和客观呢?
二、《共产党宣言》的创作史从1844年开始
上面两种界定方法似乎各执一词,其实,它们还是有内在联系的。正如将《宣言》创作史的研究范围确定为《宣言》自身、《宣言》的作者、同盟的纲领三大研究对象一样,人们无论从其中的哪一个方面出发,都不得不考虑其它两个方面。实际上,在《宣言》的整个创作史中,这三个方面的因素始终是交合和重叠在一起的。洪特曾经直言,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首次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新世界观和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是针对当时正义者同盟内部思想斗争,为争取制定出一个统一的纲领的一种直接的理论回应。因为当时同盟中有不少人热衷于研读费尔巴哈的著作,这会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传播和蔓延播下种子,而泛爱的、空洞的道德说教在根本上是有悖于科学共产主义的。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形态》,既是他们思想发展的必经阶段,又是他们争取同盟的现实需要。同样,同盟在1845年伦敦讨论会后发生了“不知不觉”[4]的转变,越来越倾向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共产主义,显然和马克思恩格斯对其作出的“思想建设”工作密不可分。虽然按照恩格斯本人的说法,1845年同盟思想的进展似乎是无意识产生的,但早有人估计他和马克思对同盟的“干预”和“影响”是这类事件的真实原因。洪特甚至还猜测,同《形态》的“历史使命”一样,诸如《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样的著作也不是只作为恩格斯的“作品”问世的,它们最重要的作用便是向同盟的领导人传达马克思恩格斯的言论和观点,并在此环节中实现对同盟“思想上的改组”。“恩格斯……自1843年以来就熟识了沙佩尔、鲍威尔和莫尔,他大概会将他几星期前在莱比锡出版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给他们送上几本。”[3]25
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之所以能在短短的6年间(1842-1848)发生如此之大的进步和转变,即使不把当时欧洲工人运动的现实因素对他们的启发和感染考虑在内,这种理论上的创新和思想上的成长也是不可思议的。恩格斯在1842年、马克思在1843年就已经同工人阶级亲身接触,并于1843年注意到了同盟,在这个时候,科学共产主义和同盟运动的融合就出现了实际的可能。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也的确沿着这条正确的道路走了下去,这与同盟千辛万苦寻找纲领的撰写者的过程不谋而合,《宣言》的诞生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同盟一同努力的结果。任何企图单从同盟角度或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的角度去说清楚《宣言》创作史的做法都将是自寻烦恼的,因为离开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理论,《宣言》的创作史是说不通的;同样,离开为同盟制定纲领的真实目的,说明《宣言》的创作史也必将是一条死胡同。《宣言》创作史的开端就在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和同盟活动第一次“碰面”的那一时刻。
所以,巴加图利亚的“1842年开端说”就不能成立了。一方面,184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参与到同盟的活动中去,也没有通过各式各样的途径向同盟宣传和表达他们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那时还都是各自独立的工作者,并深受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还不能算作是“共产主义者”。另一方面,即便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开始向共产主义转变了,但是此时的他们所转向的也只是所谓的“哲学共产主义”,是一种依据德国思辨哲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将黑格尔、鲍威尔、施特劳斯、费尔巴哈等人的哲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相“糅合”所得出的一种“理论上的共产主义”。这与科学共产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哲学共产主义”不把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和运动潜力看作社会发展的动力,而是把人类社会的将来诉诸于思辨、逻辑的自我运动,或者说,诉诸于精神的自我发展的自然结果。相较于科学共产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共产主义”的哲学基础便是唯心史观,从根子上讲,“哲学共产主义”是不折不扣的德国“空想社会主义”。试想一下,这种共产主义怎能当作《宣言》创作的一个起点呢?《宣言》带给工人阶级的是科学共产主义,因此,它的创作起点一定是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历史中的首次发端。巴加图利亚将1842年至1846年称作“《宣言》创作以前的经过史”[1]206,这种类似于“创作前史”的说法很容易给人一种错觉:即在笼统的意义上,《宣言》的创作开始于1842年。
《宣言》的创作史从1844年魏特林写出“20条”开始的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魏特林的“20条”无论如何也称不上是“科学的共产主义”。魏特林一上来就讨论“善恶”的问题,这就为此后的十几条讨论定下了平均社会主义的基调。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础不是什么人的“善恶”,它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很可惜,魏特林是看不到这一点的。他以为工人阶级需要的是“共产主义”,其实工人阶级不是需要“共产主义”,而是需要“科学的共产主义”(这里的论述受到了洪特《〈共产党宣言〉是怎样产生的》一书的极大启发)。而科学的共产主义,在当时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能够给予。所以说,《宣言》的创作不能从“20条”写出时开始算起,因为“20条”和《宣言》在根本性质上是不同的。而且在那个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没有开始对同盟的思想建设作出贡献还是一个很值得商榷的问题。
但是,1843年10月-1844年8月这段时期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间段,因为在这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们完成了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这就为科学社会主义,哪怕仅仅是萌芽式的思想的产生开辟了道路。事实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时通过独立的创作已经开始把目光聚集到“无产阶级”身上,并不约而同地得出了革命的进程必将是由无产阶级来主导的科学结论。不难理解,这种视角转换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他们和工人阶级的紧密来往,同时,对B.鲍威尔等人的“倒戈”和对其理论的“反思”也使得马克思恩格斯掌握了唯物主义的哲学武器,为他们论证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使命奠定了思想基础(有人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关注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是根源于施泰因《现代法国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一书,这种说法有些牵强。施泰因的书应该会对马克思和恩格斯造成一些影响,但施泰因却在这本著作中深陷于“空想社会主义的迷宫”中,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3年就将无产阶级看作是决定未来社会前进的根本力量了,这与施泰因的观点相差甚远。施泰因的书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歌颂赞扬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原因,它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作用被人们有意地夸大了)。
不过,论述了无产阶级的伟大使命和历史作用,就一定能证实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3年的思想已经具有了科学共产主义的成分吗?答案是肯定的。科学共产主义和形形的空想共产主义之间最为根本的差异就在于,革命的主体究竟是谁?无论是英法的空想社会主义,还是魏特林的平均社会主义以及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他们都无视广大的无产阶级的存在,要么把他们认定为只是需要别人去怜悯和同情的劳苦大众,要么把他们视为“群氓”――一个不但不能推动历史反而阻碍历史进展的群体。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才第一次把人类的未来彻底交给无产阶级。这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不要求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他们是“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4]213的主体。只有在声势浩大、代表世界历史进程的无产阶级革命下,才能“全面改革社会关系,消灭私有制,才能消灭资本和劳动对立这种反常的分离、社会的利益对立、竞争的无政府状态、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工人阶级的贫困以及资本主义的一切罪恶”[4]10。也正因为如此,共产主义才是“从现代文明社会的一般实际情况所具有的前提中不可避免地得出的必然结论”[4]474。无产阶级在理论中的“登上历史舞台”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3年首次完成的,而共产主义也在此时褪去了其长久以来的“空想外衣”,第一次享有了“科学”的意蕴和色彩。
既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3年就掌握了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武器”,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宣言》的创作史开始于1843年呢?不要忽略了《宣言》是作为同盟的纲领出现的这一因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诞生并不代表它和同盟的结合,必须找到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用此思想影响同盟的历史节点。洪特在《〈共产党宣言〉是怎样产生的》一书中不止一次地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年同盟“伦敦讨论会”的前后极大地用科学共产主义“干涉”了这个工人组织团体。照此说来,《宣言》的创作史是要从1845年开始算起的。可是,洪特犯了一个不小的错误:他考证出了马克思早在1844年就把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得出的一些结论同同盟巴黎的相关领导人讨论过了,却仍然坚持“1845年的划时代意义”。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钻研资本主义的剥削秘密,揭示资本主义的非人道本性,并延续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主张,将无产阶级指认为剔除“劳动异化”、“回归人的真正本质”的历史主体。虽然这些结论带有较深的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痕迹,但这的确也包含了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假如这些结论真的为同盟的领导人所聆听,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用科学共产主义思想“武装”同盟,即《宣言》创作史的开端就是1844年了。洪特申述1845年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同盟的影响更大自有他的道理,毕竟“伦敦讨论会”是载入史册的同盟内部交流会,但要是根据本文上面的论述,科学共产主义一旦和同盟思想结合,《宣言》的创作史就开始了。因此,《宣言》的创作史“启动”于1844年,不是1845年,更不是1842年。为了更为充分和全面地论证这个观点,现把洪特一书中关于1844年马克思同同盟巴黎领导人接触的陈述专门引证如下:
“无疑,马克思在1844年与巴黎的同盟领导人详尽地议论了这些问题(指上述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的相关结论――本文作者注),同样也同法国社会主义者勒卢、路易•勃朗、蒲鲁东以及‘法国大多数工人秘密团体的领导人’谈了这些问题。从这时起,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影响着同盟理论和纲领的发展;在诸如纲领这样重要的问题上,马克思绝不会拘谨观望。”[3]48
三、《共产党宣言》创作史中的“草稿问题”
《宣言》创作史中的“草稿问题”指的就是“《宣言》到底有几份草稿”这个问题。最一般的看法是《宣言》总共有三个稿本:一是恩格斯于1847年6月写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以下简称《草案》),二是恩格斯写于同年10月至11月的《共产主义原理》(以下简称《原理》),三是马克思定稿的《宣言》。这三个稿本都是为同盟制定纲领而写作,《草案》的创作背景是同盟的一大,与会的代表们一致同意同盟需要制定一个纲领的草案,分发给各地的同盟区部和分部进行讨论,以最终确定同盟的纲领内容。于是,恩格斯就主笔(关于恩格斯是否就是《草案》的作者,学术界大部分人是认可的,但是也有人质疑,认为《草案》中过多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残余证明恩格斯并非是这份文件的作者,至少不是它的主要作者。虽然说这些观点有一定的文献依据和论证材料,但就《草案》的根本性质来讲,“革命的教义问答”还是对其最为准确的定位和判断。《草案》中的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当时的同盟成员中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掌握得最为纯熟,并且也只有他们能够将《草案》的科学性质展现出来。《草案》之所以仍然在一些具体的问题和环节上会带有旧思想的痕迹和性质,很有可能是恩格斯对当时同盟中的一些成员妥协的结果。因此,本文认为恩格斯是《草案》的作者,最起码是《草案》主要、核心的作者)写作了《草案》。在经过紧张和热烈的讨论之后,同盟还是无法取得统一的意见和认识,并且有人还写出其它的信条之类的作品,企图以此取代恩格斯所写的《草案》。恩格斯为了捍卫《草案》的正当性和科学性,在同盟的内部会议上严厉批驳了诸如莫泽斯•赫斯等人的“绝妙的教义问答修正稿”[5],并在会后为了克服《草案》中遗留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残余,重新起草了一份更能体现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原则的同盟纲领草案:《原理》。
国内外学者对这三份《宣言》的稿本进行了充分的对比研究,发现这三份文件在内容组成、逻辑结构、章节(问答)安排、论述方式等方面存在着“一一对应”的现象,尤其是《草案》和《原理》之间、《原理》和《宣言》之间,每一份文件的“前身”几乎都是为其之后的文件设计好了写作框架和规定好了论证范围。为此,巴加图利亚还专门制作了一个表格[1]213,以向人们展示这三个稿本间的内在关联:
如上表所现,《草案》的第7-12个问答构成了《原理》的第1―13个问答,同时,也就是《宣言》第一章的“第一草稿”;《草案》的第13-22个问答,构成了《原理》的第14―23个问答,同时,也是《宣言》第二章的“第一草稿”;《原理》加写的第24条和第25条,到后来被马克思转写和补充成了《宣言》的第三章和第四章。这就解释清楚为什么在1968年《草案》被发现之时人们会欣喜若狂,因为《草案》有效解开了《原理》中多处“保留原案”的“文献疑案”,使得人们能够找出《宣言》的最初草稿,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国际共运史的研究提供更为充足的文献资料。
但是,像巴加图利亚这样的学者同时还认为《宣言》的创作史要远远早于《草案》的写作日期。这里面还有新的问题:既然《宣言》的创作史开始于1844年,那么在此之后,会不会还有《草案》的草稿,抑或是《宣言》“草稿的草稿”呢?对此问题的深究曾让很多学者煞费苦心。比如,巴加图利亚等苏联学者几乎是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开始转向“共产主义”之后的全部著作在某种程度上都看作了《宣言》“草稿的草稿”,因为其中的思想都集中在《宣言》中得到了显现。“……《共产党宣言》中所阐述的思想在其实际起草前几年就完全酝酿成熟了。”[1]207
如果真是如此,《宣言》自身的文献价值就被有意无意地淡化了。先不说《宣言》本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完整地、系统的、至今仍然是最好的阐述”[6]的一部著作,就单说《宣言》作为同盟历史上乃至整个无产阶级运动史上唯一的一份最为经典、最为原始、最为精辟的活动纲领,其它的著作就是根本无法替代的。《宣言》独一无二的特性要求它的“草稿”选定标准必须是建立在和同盟纲领制定的工作、计划密切相关的基础上,并不是说《宣言》之前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只要其中包含了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或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就可以当作《宣言》的“草稿”,或是所谓“草稿的草稿”。只有那些既代表了一定的科学共产主义立场,又同时是为制定同盟纲领而写成的著作、文件、文章或是通告才能算作是《宣言》的“草稿”。也就是说,《宣言》“草稿问题”的解决一方面要紧扣“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思想因素,另一方面要抓住同盟的实际活动这个关键环节。巴加图利亚等人所说的《宣言》“创作前史”中的很多文献和魏特林的“20条”,因为都不全部具备上述的“两个方面”,所以就都不能算作是《宣言》的“草稿”,甚至可以说,连“草稿的草稿”都不是。不管怎样,《草案》(它的“草稿”被称作是《宣言》“草稿的草稿”)作为《宣言》第一份完整系统的写作草案是没有争议的。
现在,回到这个问题的起点,《宣言》到底有没有除了《草案》和《原理》之外的“草稿”呢?难道说在1844年-1848年这段时间内就再也找不出第二份既是“有着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又是“为同盟制定纲领而写作”的文件了吗?对此疑问的回答初看上去并不困难,长久以来,人们都相信同盟1846年11月和1847年2月分别发出的两份通告,也就是著名的“十一月公告”和“二月公告”是《草案》的“草稿”。理由十分充分:这两份公告都强调同盟的内部团结问题;都提醒了同盟成员必须警惕各种各样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并要求对其坚决不进行妥协;都在字里行间表露出了科学共产主义的一些主张和见解;都发出了三个问题,征求同盟各区部、支部的意见,为制定同盟纲领而做准备。如果要按照上述的“两个方面”来判断的话,这两份公告无疑算作是《宣言》“草稿的草稿”。
可是,在此,本文还是要对这两份公告的“草稿身份”保留一点意见。这两份公告并不像传统的“三个稿本”那样有着相对一致的章节对照和内容安排,更别说逻辑线索了。从两份公告的大致内容上看,显然公告的主要目的是为同盟的所有成员提示形势、作出指导、把握方向、分派任务、提出要求,其中并无多少理论和行动原则的阐述,只是这两份公告中各自提出的“三个问题”或多或少在随后的“三个稿本”中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反映。下面我们就此做一个简略的分析:
“十一月公告”中的三个问题是:“第一个问题:无产阶级对待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我们接近小资产阶级或激进资产阶级是否适宜?如果适宜,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实现它最容易、最正确?第二个问题:无产阶级对各宗教派别应采取什么态度?无产阶级去接近这个或那个派是否有可能?是否适宜?如果可能,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去接近最容易、最正确?第三个问题:我们对社会党派和共产主义党派的态度是什么?同所有的社会党派实行普遍的联合是否适宜、是否有可能?如果可能,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才能最快、最正确地做到这一点?”[7]328-329“二月公告”中的三个问题是:“(1)什么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者追求的目标是什么?(2)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追求的目标是什么?(3)通过什么途径才能最迅速、最容易实行共有共享制?”[7]343
“十一月公告”中的三个问题确实已经涵盖了《草案》中所叙述的大部分领域,“二月公告”的三个问题也都是制定纲领这个工作中的要害关节,尤其是它的第三个问题更是“三个稿本”的论述主题,但是它们都是只提出了问题,而没有解决问题。因此,称它们为《草案》的“草稿”(或是《宣言》“草稿的草稿”),有些勉为其难,但如果把它们称作《宣言》(或是《草案》)写作的六条“提纲”,则是非常贴切的。
《宣言》创作史的“开始时间问题”和“草稿问题”是一个大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们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史学视角下考察《宣言》的创作史问题的。虽然说《宣言》创作史的开端不等于《宣言》第一份草稿的诞生,但结合着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和同盟的实际来研究问题,则是探讨这个领域的一项基本法则。
参考文献:
[1]聂锦芳.清理与超越――重读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础与方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8.
[3]洪特.《共产党宣言》是怎样产生的[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98.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90.
一年级新生发言稿范文第4篇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下文简称“修订稿”）在课程定位、课程目标与内容、课程实施以及附录等各个方面，都在《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下文简称“实验稿”）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与完善。改善后的课程标准在很多方面实现了进一步的融合，将对今后的语文课程改革起到更积极的引领作用。
一、平衡性：语言文字的运用和思想文化修养提升之间的进一步融合
修订稿在“课程性质”中开宗明义：“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课程，应使学生初步学会运用祖国语言文字进行交流沟通，吸收古今中外优秀文化，提高思想文化修养，促进自身精神成长。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
这段描述进一步清晰了语文课程的定位，明确了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语文不是知识性课程，也不是理论性课程，而是实践性课程，因此，语文学习不在于掌握静态的语文知识，获得知识的“带宽”。语文也不是单一性课程，或语言学、或文字学、或文章学、或文学，而是综合性的基础课程，因此，语文学习不能只顾及一方。语文学习的任务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培养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二是提高思想文化修养，体现语文学科的育人价值。更为重要的是，两者密不可分，高度融合。
因此，我们绝不能片面理解语文学科的性质，随意曲解“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的观点。工具性一旦和思想文化绝缘，语文教育必是死的，最终将只剩下躯壳；
人文性一旦和语言文字脱钩，语文教育必是虚的，最终只能使语文不像语文。
这属于本体论范畴，它应当是语文教师的思考基础与认知背景，如果缺少对这一点的正确认识与基本理解，就会影响日常教学行为。但前些年，不少教师过于注重人文性，在教学中往往注重对内容的理解感悟，注重拓展延伸，注重旁征博引，忽略了对语言的含英咀华，忽略了文本形式。很多时候，语文课偏向了文学课。而近些年，在强调“语文味”的背景下，有的教师教《向中国人脱帽致敬》，仅要求学生体会主人公答辩的机巧睿智和文章层层推进的写作手法，字里行间弘扬的民族志气、民族自尊和对文化认同的坚持，则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或者只成为一种点缀和装饰。还有的教师上公开课不愿教《清贫》，即使勉强教之，也只把目光聚焦在语言描写和行动描写上，不敢让学生从字里行间去体会***甘于清贫的可贵品质，去感受其坚定的革命志向和崇高的共产主义信仰，以为这样的教学会缺失“语文味”。可以说，在今日的部分语文课堂上，人文精神枯萎、终极关怀泯灭、工具理性泛滥的情况又开始占上风。①
修订稿指出，“应该重视语文课程对学生思想情感所起的熏陶感染作用，注意课程内容的价值取向，要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作用……”当前，社会上时有人批评语文教育过于注重道德教育，怀念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语文教育，对欧美的母语教育也羡慕不已。其实，我国传统语文教育历来重视对学生情感的教化、思想的陶铸，当前世界各国的母语教育也都极其重视德育因素。修订稿的价值取向是继承了传统的，也符合全球教育趋势。修订稿进一步理清了语言文字运用和思想文化修养提升之间水乳交融的关系，使我们认识到工具性和人文性必须兼有，必须统一，万不可偏废于一方。任何改革，最怕的就是走极端，课程改革也是如此。语文课程的“双性统一”体现了国家课程改革的精神，也反映了当今世界“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种教育思潮逐渐靠拢的大趋势。
二、时代性：语文教育优良传统的继承和未来公民素养培养之间的进一步融合
修订稿在“前言”中有这么一段话：“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日渐增强，现代科学和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的交流媒介不断出现，给社会语言生活带来巨大变化，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对语言文字运用的规范带来新的挑战。时代的进步要求人们具有开阔的视野、开放的心态、创新的思维，对人们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和文化选择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给语文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课题。”
面对这一“新的课题”，修订稿在“课程基本理念”中作了强调：“语文课程的建设应继承我国语文教育的优良传统，注重读书、积累和感悟，注重整体把握和熏陶感染；
同时应密切关注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拓宽语文学习和运用的领域，注重跨学科的学习和现代科技手段的运用，使学生在不同内容和方法的相互交叉、渗透和整合中开阔视野，提高学习效率，初步养成现代社会所需要的语文素养。”
“语文素养”这一概念，在实验稿中已被旗帜鲜明地提出。语文课程强调“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这一课程理念，体现出语文教育必须促进学生知识、技能和情感、态度、价值观等多方面的整体发展与和谐发展，体现了语文水平高低是学生多方面因素综合体现的思想。
修订稿中的“语文素养”，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语文素养”，其内涵和外延比实验稿中有所扩展，涵盖了科学技术普及所带来的新要求。如修订稿“总体目标与内容”的第十条明确指出：“学会使用常用的语文工具书。初步具备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积极尝试运用新技术和多种媒体学习语文”，这一要求在“学段目标与内容”中有更具体的描述，此处不作引用。
“积极尝试运用新技术和多种媒体学习语文”这一修订稿中新增的内容，向我们传递出这样的信息：教师应适当改变教学目标和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媒体素养和技术素养，使他们成为跟得上时代节拍的21世纪合格公民。
就媒体素养看，英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日本等国，早就把媒体教育纳入正规教育体系之中；
台湾、香港也已在21世纪到来之时，在语文课程中纳入了媒体素养。美国基础教育界于2007年推出了“21世纪技能”计划，该计划期望以核心学科为基础，发展学生的学习与创新技能，生活与职业技能，还有信息、媒体和技术技能。②
当今时代，信息素养、媒体素养、技术素养，已不再是某些专业人员所特有的素养，而是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提高学生的这些素养，语文课程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对这一点，修订稿已发挥了风向标的功能。如何让生活在数字化信息世界中的学生，有效地获取信息、客观地分析信息、批判性地评价信息、创造性地使用信息，是每一名语文教师应该思考和实践的新课题。
修订稿还有一处新的表述，同样是一盏导航灯。在“学段目标与内容”（第四学段）的阅读要求中，增加了“阅读由多种材料组合、较为复杂的非连续性文本，能领会文本的意思，得出有意义的结论”。
在2009“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简称pisa）中，上海学生在连续文本分量表上的平均成绩为564分，位列全球第一（比第二名的韩国高出26分），达到6级和5级水平的分别为3.6%和20.1%。但是，上海学生在非连续文本分量表上的平均成绩为539分（比韩国低3分），达到6级和5级水平的学生比例分别为1.9%和12.8%。可见，上海学生在非连续文本分量表与连续文本分量表上的成绩差异高达25分，在总成绩高于oecd平均值的参与国家和地区中差异最大，说明上海在不同文本形式的课程内容上分布不均衡。③尽管这只是上海学生的表现，尽管非连续文本不仅仅出现在语文课程的阅读中，但随着非连续文本，如清单、表格、图表、图示、广告、时间表、目录、索引等在生活中日益重要，阅读非连续文本的能力，已成为未来公民的素养之一。
此外，修订稿对综合性学习和思维能力培养的重视，也体现了对未来公民所应具有的社会责任感、思维能力、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度重视。
三、累积性：学段目标、内容的设置与对学生认知发展规律的尊重之间的进一步关注
修订稿和实验稿一样，仍是按1-2年级、3-4年级、5-6年级、7-9年级四个学段，从“识字与写字”、“阅读”、“写作”、“口语交际”、“综合性学习”五大板块呈现“学段目标与内容”的。相比实验稿，各学段中各板块的目标与内容，梯度更明显，层次更清晰，内部一致性更强，学段间的衔接更紧密，更尊重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
例如，关于“现代文阅读”，第一学段针对浅近的童话、寓言、故事，提出相应阅读要求：“向往美好的情境，关心自然和生命，对感兴趣的人物和事件有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并乐于与人交流。”第二学段针对叙事性作品，提出能“复述……大意，初步感受作品中生动的形象和优美的语言，关心作品中人物的命运和喜怒哀乐，与他人交流自己的阅读感受”。第三学段针对叙事性作品，提出要“了解事件梗概，能简单描述自己印象最深的场景、人物、细节，说出自己的喜爱、憎恶、崇敬、向往、同情等感受”；
针对说明性文章，提出“能抓住要点，了解文章的基本说明方法”；
针对简单的非连续性文本，提出“能从图文等组合材料中找出有价值的信息”。第四学段针对文学作品，提出“欣赏文学作品，有自己的情感体验，初步领悟作品的内涵，从中获得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有益启示。对作品中感人的情境和形象，能说出自己的体验，品味作品中富于表现力的语言”；
对简单议论文，提出能“区分观点与材料（道理、事实、数据、图表等），发现观点与材料之间的联系，并通过自己的思考，作出判断”；
对新闻和说明性文章，提出“能把握文章的基本观点，获取主要信息”；
对科技作品，还提出“应注意领会作品中所体现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方法”；
对较复杂的非连续性文本，提出“能领会文本的意思，得出有意义的结论”。
可见，每个学段的阅读要求，都建立在该学段学生的阅读基础、认知规律、思维特征之上，呈现出循序渐进的特点。阅读的内容随着学段的增高而呈现出多样化，阅读的要求也随着学段的增高逐步提升。譬如，同样是叙事性作品，第三学段的要求就在第二学段的基础上更进一层；
同样是说明性文章、非连续性文本等，第四学段的要求明显高于第三学段。
写作同样如此。第一学段定位于“写话”，第二、三学段定位于“习作”，第四学段定位于“写作”。概念的变化，带来的是理念的变化、目标的变化和要求的变化。这样的变化，呈现了不同学段的特色和差异，也体现了对写作过程的重视。而有些要求则在不同的学段反复强调，并螺旋式上升。如对想象力的培养，第一学段明确“写想象中的事物”；
第二学段提出“能不拘形式地写下自己的见闻、感受和想象”；
第三学段提出“能写简单的记实作文和想象作文”；
第四学段强调“运用联想和想象，丰富表达的内容”。
关于课程内容的组织，泰勒曾提出连续性、顺序性和整合性三项基本原则，强调每一个后继内容要以前面的内容为基础，同时又对有关内容加以深入、广泛地展开。在加涅看来，人类学习的复杂性程度是不一样的，是由简单到复杂依次推进的，学习任何一种新的知识技能，都是以已经习得的从属于它的知识技能为基础的。④
修订稿的目标与要求以累积性的方式组织安排，既体现了语文学科知识与能力的系统性与完整性，又有利于提醒教师去帮助学生由易到难、由浅入深地掌握知识，发展能力，切不可不顾学生实际，一味拔高教学要求。只有避免了这样的“好心办坏事”，才有可能提高语文教学效益。
此外，修订稿适当降低了第一、第二学段识字写字量的要求。降低要求，也许是更多地考虑到全国各省市教育的均衡，以切实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
学科课程标准在有些国家是最低标准，在有些国家是最高标准，就我国义务教育课程标准看，则是基本标准。如果课程标准要求过高，且偏重对书本知识的掌握的话，会造成教育方针与课程内容之间的矛盾。因此，类似识字量这样的调整，体现了对每一个完整个体发展的关注。
修订稿新增了《识字、写字教学基本字表》，明确了“先认先写”的300个字。同时，在第三学段“识字与写字”的要求中强调，“能用毛笔书写楷书，在书写中体会汉字的优美”，第四学段强调，“临摹名家书法，体会书法的审美价值”。去年颁布的《教育部关于中小学书法教育的意见》，也强调了这样的理念与要求。书法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意义就在于它的非物质性，在于书法所积淀的美学价值和人文精神。所以，这样的要求不为过，完全符合书法的价值取向。我们要通过教学彰显这样的价值取向，让写字的过程，让整个语文教育的过程，成为育人的过程。
除上文所涉及的各方面体现出了修订稿在实验稿基础上的改善之外，修订稿在“实施建议”部分也作了相应调整，尤其是针对近些年语文教学中出现的问题和偏差，强化了某些要求，如“应加强对学生阅读的指导、引领和点拨，但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不应以模式化的解读来代替学生的体验和思考；
要善于通过合作学习解决阅读中的问题，但也要防止用集体讨论来代替个人阅读”等。可以说，修订稿在对课程静态结构的设计和对课程动态教学的引领之间也实现了进一步的融合。
就目前世界各国母语课程标准来看，有些国家提供了“内容标准”，有些国家提供了“学习水平分类”，修订稿中尚未有这方面内容，这恐有修订组专家们的立场。确实，标准不是圣诞树，不必什么东西都往上挂，一切都要从本国实际出发。基于标准的教学，亦应如是。
注释：
①谭轶斌《语文：须立“现代文明人”》，《语文学习》2010年第10期。
②靳昕，蔡敏《美国中小学“21世纪技能”计划及启示》，《外国教育研究》2011年第2期。
一年级新生发言稿范文第5篇
【关键词】领导魅力；
党政干部；
脱稿讲话
十闭幕后，同志在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打断一些地方干部的念稿子发言，要求他们多谈具体问题；
同志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发表讲话，告诫全党“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整套讲话脱稿完成，自信沉着；
同志在听取专家学者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意见和建议的座谈会上说：“参加王某人的会，不准念发言稿，要学会深刻思考。”脱稿讲话，不仅力促务实风气，更能提升党政干部的领导魅力，夯实领导能力。
1.独善其身、厚积薄发
1.1善于读书
伟大领袖在许多重要场合的讲话，都是现场无稿演说，如《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1962年1月l1日至2月7日，中央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有各级主要领导参加的大会。但在会上的讲话，并没有“正规”讲稿，只有自己列的简单提纲。他按提纲一共讲了6个问题。据与会者反映，讲得非常开阔、深刻，旁征博引，鞭辟入里，从各个方面，对民主集中制这个问题，作了极为透彻的分析。如此生动深刻的脱稿讲话不能不提及的广泛涉猎和深入阅读。老人家一生酷爱读书，直到他心脏停止跳动的前几个小时，还示意工作人员给他读鲁迅的著作。
培根曾经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与修辞学使人善辩。”只有善于读书，讲话时才能言之有物，言之有理，吸引听众。
1.2深入思考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领导干部需要养成思考的习惯，要善于思考，勤于思考，特别是要学会系统思考问题。通过多研究上级领导指示、各类文件精神，多学习经典著作、哲学知识，掌握和运用方法论，对方针政策和规章制度了然于心。2006年同志在《同文学艺术家谈心》的讲话中说：“我一直要求自己用心思考，用心讲话，用心做事，用心写文章”。“用心思考”是不仅是温总理的自我要求，同样也应成为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的自觉要求。2012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专家学者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对与会者提出“不准念发言稿，要学会深刻思考”的要求，这与党的十报告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谋而合，同时有助于改进文风会风，提高党政干部在工作中务实不务虚、踏实不浮躁。
2.不落窠臼、开拓创新
2.1创新源于实践
脱稿讲话及其讲话稿内容的创新同实际工作的创新一样，不是空中楼阁，也不能闭门造车，必须联系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实际，把推动工作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务实管用上下功夫。这就要求党政干部不能简单地将写作讲稿的任务全权委托于秘书，亦不能纯粹地死记硬背、机械地复述原文，而应重在平时的工作实践累积，在贯彻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深入人民群众的过程中积累自己的创新源泉。
2.2克服“浮气”，增强“底气”
鲁迅先生在《书信集·致郑振铎》中讲到：“《新光》中作者皆少年，往往粗心浮气，傲然陵人，势所难免。”“浮气”即浮躁轻率的意思。对党政干部而言，“浮气”最重要的表现之一即大讲空话、假话和套话。空话和假话站在实话和真话的对立面，是与人民群众和实际工作脱节的冠冕堂皇之话，是腹内空空、鹦鹉学舌的表现。2012年12月4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其中提到了“要精简会议活动，切实改进会风……提高会议实效，开短会、讲短话，力戒空话、套话”，一个“力戒”一针见血地指出“党八股”，指出党政干部的浮躁草率，一股务实真干的新风迎面扑来。
2.3弱化“官本”思想，增强“民本”观念
《营口日报》在2008年8月22日刊登题为《官话·套话·学会说话》的文章，指出领导干部青睐于使用‘不错没用’的官话和套话并且乐此不疲的原因主要有四点：“一是自认官话规范严谨、原则性强，高贵优越、威风气派、能显示领导水平。二是可以居高临下，规避风险，塞责敷衍。三是头脑空空，确实讲不出子丑寅卯。四是热衷于迎来送往，赶会赴宴，沉湎于日常事物和应酬，无暇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只好人云亦云，拿“套话”来遮掩自己对实际情况的不了解。”可见，脱离百姓的“官本位”思维模式是以上四个原因的根本落脚点，正是这种“官本”思想导致了脱离群众、远离民心的现象，带来了假、空、大横行的悲剧。
3.情系百姓、与民共舞
3.1培养讲真话的勇气和魄力
很多党政干部忌惮于上级领导，为了头顶的“乌纱帽”大讲套话、空话。而在这方面给我们树立了非常好的榜样。他曾指着茄子秧对侄女说：“茄子不开虚花，小孩不说假话。我这个老头就像小孩不说假话。”也对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讲话深恶痛绝。他把“空话连篇，言之无物”列为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认为那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他要求我们“应当禁绝一切空话”，“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裹脚，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培养讲真话的勇气和魄力，关键是要有对党和人民负责的态度。有了这种态度，领导者才能不计个人得失，对党、对人民忠诚老实，讲真话。
3.2塑造为人民服务的“百姓思维”
从1984年天安门广场上引起轰动的条幅“小平你好”，到03年SARS期间的“涛哥挺住”，再到后来的“胡哥加油”、“温总保重”，正是“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使他们受到了人民的拥戴。2001年，时任国家总理的朱镕基同志在出席第六届世界华商大会的“中国经济论坛”时，走上讲台的第一句话就是“乡亲们”，这一温暖的称谓拉近了演讲者与听众的距离，朱镕基走近了人们，人们走近了朱鎔基。深入民心的“百姓思维”无疑为提升领导魅力增加了最大的一颗砝码。
3.3落实“发动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的职能
领导干部的一个重要职能是发动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而发表讲话是领导干部实现这一职能的一种重要手段。同样在第六届世界华商大会上，朱镕基同志在谈到“人才流失”的问题时，疾声呼吁希望海外的华人同胞，国外的学子，以及一切有才能的人才，能回到祖国来。他屏住呼吸，突然在台上大声呼喊：“请你们回到中国来！”台下，几秒钟的沉静，然后，便是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其中一些听众的眼中，饱含着泪花。朱镕基的话不仅具有感召力，而且很务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