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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痕怀趣 红影留香
一
很久以前就想要写写对《红楼梦》的看法，脑海里却总有这么一个声音对我说，等等，等等，还不是时候。这一拖就是几年。今天我终于有兴致和信心铺纸开写，提起笔的那一刻，无数开了阀的记忆像开了盖的风箱，浓稠的滚烫的微涩的都一股脑儿嗡嗡呼啸着扑过来了。
我接触红楼并不算早，读完了四大奇书、《老残游记》《孽海花》《镜花缘》，才真正有底气翻开这一本书。它在中国小说史上久负盛名，被上至学界巨擘如王国维、胡适、鲁迅所研究，下至民间学者老少妇孺所喜爱，接触之前若不是做足了功课，你都不好意思开口说自己是准备去钻研《红楼梦》。
第一遍读《红楼》，理所当然地惊叹于它的包罗万象，也不可抑止地为宝黛钗的故事而感伤、为书里一群摇曳多姿的女性的喜怒哀乐而喜怒哀乐。它给人的感觉完全迥乎我以前接触的任何作品，与其说是讲了一个故事，毋宁说为读者打开了一个世界。
第二遍，读的是八十回抄本。品红的人总得有斥伪返本、去芜存真的觉悟，以及舍弃高鹗伪续去探求雪芹原笔匠意的决心。残缺也是红楼美的一部分，正因为残缺，探佚学才有了用武之地；
也正因为残缺，《石头记》在每个人心里，都有属于各自的不同的结局。
第三遍读红，是配着一些红学论著一起看完的。我越来越学会不再受情节所拘，而是更加用心地去感受这样一部作品传达的人格力量和文化正能量。人们把甲骨学、敦煌学和红学归为当代汉学界三大显学，不论按研究对象的产生年代还是研究工作成规模的时间来看，红学都最年轻；
可它却最受人追捧，被整个民族深深地爱着。何以成书更早的“四大奇书”都没有这样的待遇？我想了很久，大概只能这么解释：
一个民族，有着五六千年的历史，在旧时代最末一个王朝的最末一个盛世，积其至丰至厚，孕育出了一本书。这本书代表了我们民族长久以来对整个世界爱与美的最独特感知。当你把中国人五千载的痛与笑、泪与歌都收集起来，压缩、发酵、蒸馏，最后得到的，就是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
二
枕石听风雨，开卷论古今。欲谈《石头记》，“石头”当然是绕不过的话题。
每个品红的人都能在这本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执念。就我个人而言，“石头记”的名字许多时候显得比“红楼梦”“风月宝鉴”都更有趣味——这本书的内容已经足够缤纷，再配一个浓墨重彩的名字就显得媚俗了。“石头记”简简单单，不张不扬，有中国人追求的抱残守缺的藏拙精神。乍一看这仨字，还以为是一部玉石鉴赏录，翻开细读，却越看越入迷，愈读愈有趣味，有一种不足为外人道的情趣。
石头是红楼故事里一个极重要的意象，石头的来历也是红楼创作里很难讲清楚的一件事——开篇以神话铺垫是古典小说的惯用伎俩，西游水浒封神镜花缘都是这样，一方面为严肃的叙述氛围附加神性和虚幻的色彩，另一方面也好像石头记凡例里面说的，是“不愿着眼于政治”。但“石头”的意象在《红楼》和《西游》里面都有突出表现是很值得思考的——这两部作品是中国古典小说里真正的高峰，一部浪漫得无法无天，另一部却沉痛得叫人读来两肋生疼喘不过气，两部书的主人公都为顽石所化，且因这“顽石”而具备了不归王化的叛逆性格。这听起来就相当有趣，像是两位作家隔着百年的时间长河，以作品互相较劲又互相致敬。
《西游》假托玄奘取经来讲述神魔故事，其著述目的一方面是宣传吴承恩自己信仰的释教文化，这已经在书中体现得很明确；
另一方面也是借以孙悟空为代表的三教九流来反应社会现实和表达当时落魄知识分子当中流传的一种并不主流但影响深远的反抗思想。比较而言，《西游》里“石头”只是说明孙猴子无父无母，乃天地灵根，这样无所顾忌的形象显然能够更好地来进行对以天庭为首的“正统势力”的反抗。
到了几百年后的《石头记》里，“石头”的意义显然已经被无限放大。这一点从曹雪芹生前一直将“红楼梦”定名为《石头记》就能看出来——石头作为一个没有行动能力的旁观者，见证了整个故事的发展，这样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很容易就被读者带入而引起共鸣。“石头（或者不管是宝钗的金锁湘云的麒麟）”的意义经过几百年演化，已经不仅仅是局限于说明主角来历这么简单。中国文化里面“借物喻人”的技法到了曹雪芹这里已经被发展成一种假借死物（或者说灵物）与活人之间的微妙联系来表达整部小说精神主旨的技巧。
中国文化，就是在这样继承与创造里一脉相承。
仍以“石头”为例：在神瑛与绛珠的一段公案里，石头夹带其中，成为旁观者见、证者和被动的参与者。这里的石头，已经不只是起到说明来历的作用，更主要的是，它被宝玉随身佩戴，作者很明显是更愿意让读者自己意识到二者之间的命运联系——即开篇第一回所说，顽石在“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安身乐业”“受享几年”， ——既然只是“受享几年”，那么与石头一而二，二而一的宝玉，富家公子的身份不会长久。这样的安排通过浊物而不是述书人之口表现出来，所附加的绝不仅仅是神话氛围，更带有浓浓的讽刺意味和批判性质。
换句话说，悲剧的意识早在开篇就已经深深地楔进全书，只是读不到最后，我们看不出来。
三
《石头记》有两大相辅相成的艺术特色，一是雪芹草蛇灰线、笔伏千里的创作手法，另一个则是脂砚斋、畸笏叟等人随读随揭、夹叙夹议的批注。如今书店里甚至连带脂批的《石头记》都很难买到了，现实中却总有我们这样狂热的红迷想要收齐甲戌本、庚辰本等诸多真迹犹存的、未被程高之流妄改胡删的古抄本，于是就只好在网上做一些千淘万漉的工作。学生党的手头总是拮据的，为了买书饿肚子的事咱也没少干，可一旦真的淘到了好书，就会有一种“吹近黄沙始到金”的快乐。我过着一有零花钱统统拿来买书的日子，直到有一天在网上加入一个红学论坛，发现居然有人把周汝昌的《石头记会真》（罗列了迄今为止所有古抄本的行文异同）发了上去，顿时惊为天人。可后来琢磨了很久，电子稿终归是电子稿，没有纸质书捧在手里来的充实。我是靠触觉爱上书的，淡淡的墨香萦绕于指尖鼻端的感觉，才最叫人心暖。
就我自己收集到的版本看，当年曹雪芹在《石头记》付梓的时候，很明显是将脂批夹在了正文当中，作为构成全书艺术构架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又是中国文学的创举。古书是竖着排印的，列与列之间间距大，每页上下又都有留白，便于写评注和阅读心得，于是中国很早就有靠书评出名的。我们都知道毛宗岗评过《三国》，金圣叹评过《水浒》，这些人真是名副其实的“在夹缝里求生存”。到了《石头记》这里，书评者与作者同时代，熟悉他的所思所想，写的评注又被作者御笔钦点，错落于正文中成为全书的一部分，这在现代看来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曹雪芹的智慧不像雅典娜，从父亲宙斯眉宇间蹦出来时就全副武装；
“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故事，更像是一个天才的横剖面，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他的成长。有时候我会想，这样的成长背后是否也有脂砚斋的影子？《红楼梦》的创作，到底曾得益于多少人默默无闻的帮助和奉献？
四
当然这本书不会是集体创作的，“集体创作只写得出中央的剧本”。两百多年来曹雪芹一直以他隐晦深刻、藏而不发的叙述手段令书评家们赞不绝口。如开篇第一回写顽石来历，乃女娲补天所遗。长篇累牍地交代完前世姻缘后，开始叙述甄士隐、贾雨村之间的故事——“当日地陷东南，这东南一隅有处曰姑苏……”初看上去很突兀，细品实则藏有蹊跷：女娲补天，即源于“天倾西北，地陷东南”。于是前后相隔洋洋洒洒几千言的两时两事，通过一个用典联系在一起，实现了气韵上的一气贯通。这类笔法上的无可挑剔曾无数次地叫我叹为观止和爱不释手。数不清多少个明媚的午后，我捧着一套繁体竖排的《石头记》，在满屋的阳光里读到狂态发焉不可自抑。许多红学家比我更狂热，据说刘心武曾靠一句“小桥通若耶之溪”，引经据典，论证出秦可卿出身皇族。且不说这样的论证是否可靠，单是故事本身所折射出的文化情趣，已经足以让我们对芹溪笔下的大观园心生神往了。
相比之下，脂砚斋和畸笏叟的光芒则要黯淡许多，他们的文字，更主要的是一种注解和补充。当然对研究者来说，这些批注评语都是考证曹家家史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写书评的这两位前辈，至今仍是红学界的两个迷，两人都只以笔名出现，没人说得清他们具体的身份。但他们的工作，却实在是一种创新。没有脂批的红楼是不完整的，这些只言片语的随感就好比相声里的捧哏，话不多却无可替代，他们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一座不可复制的文化高峰。
今天的我们知道，两个半世纪前曾有一群人，为了一本书而辛苦一生，他们的欢笑和泪水、幸福与苦难都被倾注到这本书里。当年的他们不会想到，如今的红学论文铺天盖地，他们的著作被许多人拿来当《圣经》一样地读。《红楼》没有写完终究是一大憾事，张爱玲曾说平生“一恨鲥鱼多刺，二恨海棠无香，三恨红楼梦未完”，说得精辟而感伤。上帝大概见不得太完美的东西留在人间，于是把维纳斯的双臂卸去，又将《红楼梦》斩掉半截。两百多年前那个六旬老人著书未完就溘然长逝，今天的我们仍感受到一种文化上的山崩海裂，但这已是余震——真正的崩塌发生时，中国还沉浸在盛世的梦里，街市寻常，行人无感，风轻云淡，春意阑珊。
五
红楼只属于中国，这是我们文化人的骄傲，却也是文化本身走向世界的掣肘。
辉煌的民族文化绝不会拘于“民族”二字，好的文化首先要能引起世界的共鸣，其次才显露出它在意识形态和表述习惯上的差异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对雨果、歌德、塞万提斯这些名字烂熟于心，却又时常分不清《浮士德》《洛丽塔》《神曲》系出何国——最好的作品总叫人忘记界限，低一层次的才喋喋不休地鼓吹差异。可《红楼梦》是文化上的异数，它的中国烙印实在太明显，以至于翻译都成困难。它至今没有权威的译本，因为没人能吃透它。矛盾就在与此：这样一部思想体例博大精深的作品，在国际上却没什么深远的影响。翻译家所崇尚的“信、达、雅”在它身上几乎无法成立。气韵绵长的方块象形字音形一体，拆分组合千变万化，在摹物叙事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而这种优势在翻译的时候却反而成了桎梏。我们从芹溪那里信手拈来的几句诗，如“秋瑞泻石髓，风叶聚云根”“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无不凝聚了中国诗人最普遍和最典型的文化情怀，可一旦将它们翻译成字母语言，就成了白开水一样无谓的絮絮叨叨。这并不体现语种的优劣，而仅仅源于各自的表述侧重点有所不同，就好比西画重形而国画尚意，二者在两个平行的领域里各自驰骋，却难以找到相交的那个点。文学也是如此，，连我们最熟知的《登鹳雀楼》译作英文都成了寡淡无味的“想要看得远，诸君请上楼”，可想而知，《石头记》这般皇皇巨著想要译成外语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
有时候想想，我们所谓“自己的长处反过来限制了自己的发展”，往往莫外乎如是。
六
凡好书者，总有独属于自己的阅读方法。
在接触中国古代许多名篇的时候，我会习惯性地挖掘挖掘它们的人文价值，而挖掘的结果往往是发现作品里的社会意识改过了个人意识。东西方文化很多时候都是互补的，比如地中海人很早就有认识自我的觉悟。古希腊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高呼“人啊，认识你自己”，这句话后来被刻在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上。在神权不可亵渎的时代，敢于以人自身的价值向诸神发出挑战，这样的勇气至今仍令我深深震撼。
可中国人，除屈原外少有骂神的勇气；
中国传统学派，除道家外少有向内求索的精神。儒、墨、法、兵、阴阳诸家，强调的无不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却不会在“我来自哪里又将去往何方”的问题上浪费过多时间。所以我们看到，在中国历史上凡具有反社会倾向的、愿意将自我意识同一种深沉的宇宙意识连结起来的文人，无不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庄周的《逍遥游》、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张九龄的《望月怀远》，以及太白东坡的诸多名作，都是很好的例证。
——中国历史走向明清时代，再不复盛唐的兼收并蓄和包罗万象。在文字狱和专制集权的笼罩下，还有多少人能够无所顾忌地实现自我的绽放？很自然地，我又想起了《西游》与《红楼》。
《西游记》之于中国，是一次伟大的本我的觉醒。孙猴子的无法无天给世人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他的不受困束，他的无所畏惧，使他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红楼梦》同样也是觉醒，而且觉醒得更叛逆更彻底，但多数人总是拘于宝黛钗的爱情悲剧，却看不到曹雪芹对那个吃人社会的反抗。纵观全书，劝宝玉“学而优则仕”的宝钗、袭人、贾政，与素尚天性自然的黛玉、湘云、探春、晴雯，始终隐隐的对立；
贾政总逼宝玉用功读书，而他自己不过是一个不知所谓的庸官。这样的矛盾或许正是曹雪芹内心“仕途无用论”的真实写照吧？在中国，多数时候远离官场的人才能取得更高的文化成就，自我意识的井喷式的爆发，也往往就发生在此时。
瞧瞧下面这些诗句吧：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这是对人世百态的哲理性思辨。
“阶露团朝菌，庭烟敛夕棔”，生活的美总是藏在这些不起眼的地方。
“玉在匮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壮志凌云，却表达的含蓄委婉，不卑不亢。
“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深沉的悲剧意识，充斥了黛玉的一生。
“几处狂飞盏，谁家不启轩？”情感的步伐总是先于脚步，人的思维没有疆界。
不得不赞叹曹雪芹的天才，当他将这些都熔炼进一本书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开启了怎样一个时代。曾今的俗文学在那一刻登堂入室，前方康庄大道，一片坦途。
七
说道红楼，就不得不说红楼里面的女性文化。
“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这大约是曹雪芹心里真实的想法吧？他是发自灵魂深处爱慕女性、同情女性的。儒家文化的一大弊端就是女性歧视。当年孔老夫子断言“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到了程朱理学处，发展成了“夫为妻纲”“夫死从子”，甚至“女子无才便是德”。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史，实是一部变相的女权运动史。从《水浒》里丑化女性的描写，到《金瓶梅》里对女性人格的彻底歪曲，性别歧视呈愈演愈烈之势；
但与此同时地，妇女的抗争和呐喊从未停止过——从《莺莺传》到《西厢记》《牡丹亭》，我们看到了一个近乎完整的关于女性爱与美的命题，而这个命题，充实与曹雪芹，成熟于曹雪芹，更发扬光大于曹雪芹。
一部《石头记》，描绘了多少可歌可泣的女性形象呵！才情横溢的黛玉，惠德贤淑的宝钗，活泼乐天的湘云，不甘人下的晴雯……当这些妍丽娉婷的身影站在一处的时候，没有人不为她们的美震惊。敢于发现身边的女性，并将巾帼之地位凌驾于诸多伟丈夫之上，在那个年代是需要经天纬地的大能耐和大勇气的。《石头记》的创作是一项大工程，不仅大在它的博大精深，更可贵处在于，正是它补完了被中国传统美学忽视了几千年的关于“女性美”的阐释。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这样的补完无异于石破天惊。
在西方，各种美都汇聚在维纳斯一人身上，而在中国，美化身万千——古往今来活在历史夹缝里却不甘沉沦地挺身而出搏击命运的女性形象，都能在大观园里，找到各自朝气洋溢的剪影。
八
《石头记》之所以在中国文化史上拥有超然的地位，不仅因为曹沾在那样一个闭塞的年代写出了这样一部通今博古的作品，并且在作品所展现的社会百态的深度和广度上、在小说叙事节奏的控制拿捏上、在人物塑造的细腻传神上、在文笔的华而不俗细而不腻的运用上、都达到那个年代绝无仅有的水平；
也不仅是因为《石头记》继承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在中国白话小说经历了从《西游》《水浒》《封神》之类假托前代历史到《儒林外史》《金瓶梅词话》之类描写社会人情的过渡之后将“人情小说”（鲁迅语）发扬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更主要的原因在于，《石头记》是一部当之无愧的“文化小说”。它为我们铺展开一幅广阔的生活画卷，而其所着眼的时间点恰恰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发展到一个最高峰而败象初露的那几十年，于是这幅画卷适逢其时地为我们下了一个隐晦的主题为“极盛而衰”的隐喻。同样也因此。这部自谓“着意闺中不涉外事”的小说有了它独特的历史意义。
品红关注的当然不仅仅是《石头记》营造的艺术氛围，从更大的角度来看，这部作品的文化容量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是空前的。作为清中期贵族生活的百科全书，它对那个年代的社交礼仪、节日民俗、诗词鉴赏、群众生活、等级制度、神话传说、奇技淫巧、草药病理做了多角度全方位的入微记录，由此派生而来的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也为现代国学添了一抹亮色。我们读这本书，绝不应只是沉湎于书中凄美伤婉的爱情故事和浮杂变化的人际关系，更重要的是挖掘这样一部作品深层次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社会价值和精神价值——曹雪芹用一部书驾驭了整整五千年的文化，其人其书是需要我们整整几代人去领悟思索的。
愈险峻的山峰总是愈能给人以攀登的乐趣。有人问一位登山者为何要攀登珠峰，得到的回答是：“因为它在那里”。别的山峰不存在吗？在他的眼里确实不存在，他只看见那座最高的山。
爱书者也应当有这样的信念：非最好的书不读。所以让我们打开《石头记》吧——“因为它就在那里”。
九
这篇零零散散的四不像的文章，实是我一时情感充沛的产物，发乎当发，止于不可不止。写完后囫囵读一遍，自己先笑出了声——本就不是什么大家，却还打肿脸充胖子写什么“红学评论”，宁不贻笑大方？然而终究是洋洋洒洒几千言的感悟，弃之可惜。于是我抱着求人斧正的心情将它拿出来，聊供诸君以作茶余饭后的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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