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利用职工活动室、阅览室、图书馆、黑板报、宣传栏、报刊和职工之家等文化宣传教育阵地，使之成为企业文化内涵的重要载体，让职工在形式多样的活动中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2.围绕生产经营，发挥活动优势。企业文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工业文化论文【五篇】（精选文档）,供大家参考。
工业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1.围绕宣传教育，发挥阵地优势。
充分利用职工活动室、阅览室、图书馆、黑板报、宣传栏、报刊和职工之家等文化宣传教育阵地，使之成为企业文化内涵的重要载体，让职工在形式多样的活动中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
2.围绕生产经营，发挥活动优势。
企业文化建设只有融合到生产经营工作中，才具有活力和生命力。因此，举办各种参与广泛，并能将“企业理念”完全融合到生产经营中的大型活动，如文艺汇演、文体活动、知识竞赛等，使职工群众耳濡目染地践行和认同企业文化理念，促进生产经营发展，推动企业文化建设。
3.围绕培育队伍，发挥教育优势。
“以人为本”是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创建学习型企业和培养知识型职工，既是企业生存发展的需要，又是企业社会效益的体现。从提高职工综合素质入手，以培养“四有”职工为目标，将企业文化内涵贯穿于适应职工特点的教育中，培育竞争意识和团队精神，打造优良队伍。
4.围绕“四项建设”，发挥参与优势。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与每位企业职工都息息相关。同样都需要每位职工的积极参与和努力实践。开展劳动竞赛、合理化建议、节能减排等活动，选树先进、塑造典型，激发职工的主动性、创造性，营造比、赶、超的氛围，发挥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效应，鼓励职工建功立业，沉淀更深的文化底蕴。第五，围绕组织建设，发挥纽带优势。工会组织的四项基本职能和工会工作的群众性、服务性特点，决定了工会工作要走在企业文化建设的前列，深入开展“送温暖”等，赢得广大职工的信赖和支持，充分发挥好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二、高度重视工会参与企业文化建设的主要途径
其一，从整体上设置好企业文化建设各项工作，分步骤、按计划组织各部分共同参与，一起建设好企业文化。
其二，增加相关投入，加强完善工会组织基础设施，频繁开展各个活动凝聚人心，增强企业凝聚力，并把企业文化贯穿在各个活动之中，强化大家的思想意识。
其三，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针，善于发现和总结来自于职工群众中的先进经验，善于从他们身上发现闪光点和共同点，提炼与升华企业文化，不断丰富内涵和发展外延。
其四，协助党政组织加强对职工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素质培训，营造终身学习的文化氛围，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有助于生产经营管理的活动，充分发掘职工聪明才智，推动企业“四个文明”建设，引导职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提高职工综合素养。
其五，通过切实有效的民主管理，增强职工的主人翁意识，积极参与包括企业文化建设在内的企业管理，为职工提供发挥聪明才智而各尽所能、各展其才的舞台和机会，营造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良好氛围。
三、充分发挥工会在企业文化深植落地中的重要作用
企业文化是传承企业深厚文化底蕴和管理经验，顺应时代潮流而取得的丰硕成果，是我们共同的意志，是企业价值观的集中反映，是企业员工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我们的生存之道，发展之本。企业文化的推进和落地深植，必须建立在全员践行的基础上，工会作为企业内个体人的群众性组织，在开展群众工作过程中，倡导优秀的企业文化，有利于提高职工综合素养，形成一种和谐环境，为企业文化落地深植提供广袤的沃土。
1、围绕生产经营，发挥导向作用，在策划活动项目上下功夫。
工会通过开展卓有成效、形式多样的活动和举办寓教寓乐、健康有益的活动，如职工文艺汇演、专题知识竞赛（科技、安全、会计）等，充分利用“假日文化”（元旦、春节、三八、五一、七一、国庆等），科学策划“庆典文化”（矿庆、司庆），对职工进行核心价值观、使命和愿景等教育，使职工群众耳濡目染地践行和认同企业文化理念，引导职工接受企业文化，产生归宿感和认同感，形成一种不竭动力，创造和谐、发展环境，实现公司“以人为本”和职工“以企为家”二者之间的高度融合，既促进生产经营发展，又推动企业文化建设。
2、围绕宣传教育，发挥阵地作用，在满足需求载体上下功夫。
充分利用职工活动室、阅览室、图书馆、黑板报、宣传栏、报刊杂志和职工之家等宣传教育阵地，甚至是厂房、车间、办公室、公路两旁等公共场所，使之成为传播企业文化的重要载体，让职工耳闻目睹企业文化内涵，并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通过加大工会组织的软硬件设施和文化阵地的各种投入，添置活动设备（最好是与厂家联系而设计企业标识），改善活动环境（朝着有文化品味方面改善），增强活动创意（将企业标志充分运用到每项活动中，将企业品牌形象宣传语树立巨型户外广告），丰富活动内容（将企业文化内涵进行活动项目分解），拓宽活动载体（将企业文化内容制作成扑克牌、专题光碟或画像等），经常组织开展融合企业文化的、职工喜闻乐见的活动，为职工营造良好的工作、生活、学习及有利于成长的环境，使职工在寓教寓乐活动中丰富知识，陶冶情操，使企业文化强基固本。
3、围绕促进和谐，发挥凝聚作用，在关爱职工形式上下功夫。
通过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将企业文化内容穿插在内，全面了解职工的感知、动机、期望等，及时观察和掌握职工的实际生活情况（如病、灾），加强与职工交流思想和沟通情感，多渠道、全方位、及时地深入开展送温暖、献爱心、甘露基金、慈善募捐等“暖心动情”活动和公益活动（如抗震救灾募捐活动），赢得广大职工的信赖、支持和社会的认同、宣扬，渗透企业文化知识，灌输企业文化内涵，传递企业文化理念，弘扬企业文化精神，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使职工围绕公司共同目标，群策群力，推动公司又好又快发展。
4、围绕贯彻落实，发挥造势作用，在培育参与对象上下功夫。
充分运用各种宣传教育阵地和载体（如前所述），大造声势（如张贴企业文化画报、制作小册、生产卡通纪念品），全程控制（善始善终、统筹兼顾地策划系列活动），全员参加（包括开会的统一着装，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带头），群众参与（向职工家属宣传），广泛宣传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铺天盖地地进行企业理念内涵及其组织与个人层面之行为规范，以及包括行为规范总则、道德规范、礼仪规范、禁忌条例在内的员工行为规范等宣传教育。
5、围绕队伍素质，发挥教育作用，在改进培训方式上下功夫。
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其关键就是创建学习型公司和培养知识型职工。从提高职工综合素质入手，以培养“四有”职工为目标，以企业文化内涵为核心，将其始终贯穿于适应职工特点的每个教育环节中，如生产单位的每周安全、政治学习日，各单位的新员工入职教育（含三级安全教育），各单位的内训甚至外培中，使企业文化伴随职工成长。工会通过鼓励或组织职工参加函授、自学、送培、内训、专训等，开展形势任务、科学知识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等教育，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以企业文化指导实践，帮助职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实践和理论的结合上引导职工培育符合时代特征、体现行业和企业特点的内在精神，努力践行企业文化。
6、围绕共同发展，发挥激励作用，在塑造先进典型上下功夫。
开展蕴含企业文化的主题劳动竞赛、节能减排、岗位技术练兵、小改小革及合理化建议等活动，选树先进、塑造典型，评选表彰先进集体、优秀个人，及时发现能从先进典型身上体现出来的企业文化内涵之亮点，以先进事迹报告会、先进人物座谈会（如五一座谈会）等形式，进行既朴实又深刻的宣讲与交流，全方位、多层面地巡回宣讲他们的先进事迹，弘扬所体现出的企业文化，激发每位职工的主动性、创造性，营造比、赶、超的氛围，发挥精神、物质和文化的多重效应，鼓励职工建功立业，引领职工相互促进，陶冶职工情操，促进公司和谐，沉淀更深的文化底蕴
7、围绕提升管理，发挥引导作用，在营造民主气氛上下功夫。
通过厂务公开、职代会、、调研、倡议等多种形式的民主管理活动，引导职工参与民主管理和监督，广泛征求职工群众意见（如职工代表），鼓励职工讨论并践行企业文化，营造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良好氛围，使职工积极参与企业文化建设和管理的讨论与决策，使职工深刻体会到能与企业文化同行，促进企业文化落地深植，提升企业文化建设及管理。有效推动包括企业文化建设在内的企业各项管理沿着健康、良性方向发展。
8、围绕全面推进，发挥纽带作用，在落地深植主体上下功夫。
工会作为职工群众性组织，要使企业文化在企业“生根、开花、结果”，就必须按照工会组织的四项基本职能及其群众性、服务性特点的要求，善于从他们身上发现闪光点和共同点，提炼与升华企业文化，不断丰富内涵和发展外延。同时，要成功地向广大职工灌输，坚持长期灌输，常抓不懈，使每位职工都有接受企业文化的时间，使职工精神境界得到升华。
四、结语
工业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人与自然的统一中国传统文化“和”的特点，还体现在儒家和道家的生态伦理思想中。其一，道家思想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以及“无为而治”强调人与自然环境是一种互利共生的关系，人类社会与大自然各个对立因素应该在动态的发展中求得平衡，应该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存在的差异和矛盾互补融合，从而构建一个有机统一的和谐整体。既然人与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那么人的一切活动就要自觉地与自然相协调。其二，儒家思想的“仁爱好生、长养万物”、“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从仁学出发，提出惜生、重生的原则，并主张道德从善的情怀直接施之于自然界，充分体现了要求人类取物有节制，节约利用资源的思想。另外，从美学角度出发，自古以来我国美学思想就一直强调人与自然、生命的欲望与实现社会价值的统一。从人对自然的关系来看，我国美学肯定大自然生生不息的力量，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宏伟、永恒、无限。我国的山水画、花鸟画等在创作过程中就要求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形与神的结合，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如今社会，物欲横飞，人们在满足富裕物质的同时，一些环境问题、社会问题和生理心理问题也变得更加突出。人性化设计、低碳绿色设计、和谐化设计等新概念的提出，要求设计的产品不仅能更好地实现人文关怀，而且要适应大自然的发展趋势，反映了人类社会的本质发展方向与需求，这些也是“和”这一设计理念在现代工业设计发展中的体现。
人性化设计随着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人们越来越多地开始关注人文关怀，“以人为本”的设计观念使设计师和企业把更多的目光从产品转移到使用者。以人为本正是中国“和”文化“美”与“善”的体现。人性化设计的“美”首先体现在产品的结构和造型上，以人机关系作为理论基础，通过产品结构的改良让使用者更省力、舒适，通过产品造型的创新使产品更具趣味性，满足人们轻松、幽默的心理；
其次体现在材料和色彩上的选择与人的认知相一致，给人舒适的视觉和触觉感受。“善”反映在人性化设计引导人们合理、适度的消费，倡导人们有爱心，有社会责任感。人性化设计体现的是一种大爱，这种大爱也正是中国“和”文化“美”与“善”的本质所在。复旦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学生针对眼药瓶设计了一款带有弹性的硅胶罩（如图1所示），使用者在用时可以翻过来，罩在眼上，可避免误操作带来的伤害，同时也提升产品使用的精准性，用完后可把硅胶罩翻下来，方便携带和包装。折叠自行车，是人性化设计的典型代表之一，它质量轻,折叠后体积很小，可轻松的提起，便于携带，是外出郊游的最佳选择（如图2所示）。人性化设计对于工业设计师和企业而言，不仅在设计技术层面上的要求更高了，而且要求工业设计师和企业对设计理念进行创新和变革，利用科学技术，使产品转化为以人为本的生活产品，转化为有生命、有灵魂的生活产品。
低碳绿色设计“低碳绿色”设计理念的提出，体现了人们返璞归真、皈依自然的心态。低碳绿色设计以三个“R”为原则——Reduce(减少)、Reuse（回收）、Recycling（再生），在选材，产品结构、功能，制造过程，包装、储运方式，产品使用和废品处理等方面，都应考虑资源利用、环境影响及解决方法，把降低能耗、易于拆卸、材料和部件再循环使用、产品的性能、质量成本与环保指数都列入同等的设计指标。这些要求的提出与中国传统“和”文化中“以自然为本”、“取物有节制”的思想是相一致的。如今市场上出现了一些可变镜头的照相机，只需要更换新的镜头，而不用更换原照相机的其他部分，就能具有新功能和新样式。这样消费者不必丢弃原有的产品，而照样能享受源源不断设计生产出来的新产品，只需新旧结合或更换相关部件即可，这样不仅减轻了消费者的经济负担，更重要的是大大减少了因生产产生的废弃物，节约了资源，减轻了环境负担（如图3所示）。北京工商大学学生蔡博文在2011年IF国际工业设计设计大赛中设计的一款名为Tilt12°的作品，将盆子底面倾斜12°，当使用者向盆内放水时，就会下意识的使用盆子的低凹一端，不仅与使用现有盆子浸泡衣物达到的效果一样，同时让使用者在无意识下节约了水资源（如图4所示）。图3可变镜头照相机图4Tilt12°低碳绿色设计要求当代的工业设计师和企业无论在设计构思过程还是生产加工过程中，都应将资源利用和环境效益作为设计的核心之一，尽可能地减少产品及产品生产中的不合理，从而降低给环境、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工业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20年代国民革命之所以采取反帝路线，一方面固然是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的继承，但另一方面，同样重要的是：当时的主要敌人直系和奉系军阀分别受到英国（长江中下游流域）或日本（东北及山东）的大力支持。反帝路线可以调动国内广泛的民族主义热情，赢得广大阶层的拥护。应当说，这正是当时北伐迅速获胜的关键之一。至于集团叛变革命，原因之一则在于：当北伐接近全国胜利之时，蒋氏集团需要争取欧美列强的承认与支持，而当时社会主义苏联孤悬于北方，尚未形成后来的华约阵营，甚至还没有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迟至1928年才启动）。因此，蒋氏集团如果继续采取联俄联共政策，势必像后来的新中国那样，遭受西方列强在政治、军事、经济、技术等多方面的长期封锁和围堵，而同时可从苏联获得的经济、军事援助又势必极为有限。这当然是新兴的政权所不愿承受的。因此，北伐愈是接近全国胜利，政权便愈是面临外交战略的重新选择。而外交在一定意义上又是内政的延伸。
在内政方面，政权采取了一条依靠中上层阶级的政治路线。由于它与现存社会的既得利益者阶级并无根本利害冲突，因此不存在彻底变革现有社会结构的需要。这一政治路线表面上是稳健的－－在保留社会原有秩序的前提下寻求渐进的富国强兵之路；
其实质却暗含深刻危机－－土地问题没有解决，站在了人口中绝大多数即农民阶级的对立面。同时，蒋氏集团全面垄断政治权力和经济剩余，不但日益侵害到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大阶层的利益，而且与政权内部的其他集团如冯、阎、桂等派系形成了严重对峙和冲突的局面，[1]从而使其社会基础受到更大的削弱。
由于政权的统治基础相当薄弱，使之难以动员与整合全社会的人力物力资源，因此，它无力承受东西方列强的封锁和围堵，而只能承认和加入现有的国际秩序（由中心与组成的世界体系），采取垂直依附的发展模式。这意味着，在外部的政治、经济、军事压力面前采取妥协、绥靖的政策。这种外交局面又不可避免地反作用于内政。
本书第2章指出，当统治集团面临强大外敌的时候，他们往往采取转嫁矛盾的方法，以暂时缓解外部压力。然而，妥协和绥靖的方针路线在暂时奏效的同时，必然造成国内社会矛盾的紧张激化。由此，外部民族矛盾不断转化为国内阶级矛盾，从而使一场上层统治集团的社会革命势不可免。也就是说，外部民族矛盾通过妥协和绥靖的外交路线必然激化国内阶级矛盾。在40年代后半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作为阻碍中国现代化的两种基本因素正是以这种方式联结在了一起。
首先，经过多年抗战洗礼，国内政治力量分化重组，各派力量对比已发生根本变化。特别是在广大的抗日根据地，由于政权在日本入侵面前的全面瓦解，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动员之下，底层民众已摆脱半封建的政治－文化束缚，成为民族解放的行动主体。战后，由于官僚资本主义仍竭力恢复和保持对政治权力和经济剩余的全面垄断，因而导致阶级矛盾迅速激化，最终表现为国共内战。
其次，美国在二次大战后全面接管了英国的世界霸权，并在远东地区采取了压制日本、围堵苏联的战略。为此，美国在大力扶植中国同时，又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领域进行全面渗透，根本目的是把中国塑造为实现其亚太地区战略目的的堡垒和工具。而政权为争取美国支持其内战政策，不惜大量出卖国家利益和，与美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和协定。以《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为例，条约规定：美国在华的法人和团体享有与中国法人和团体同样待遇；
美国国民、法人和团体在华可取得动产和不动产权；
美国货物的输入按最惠国待遇征收关税，内地税、运输和销售享受与中国人生产物品同样待遇；
美国船舶、军舰可在中国沿海、内地任何口岸、地方航行，等等。战后，在这些条约的支持下，美援和美国投资合计约占外国在华投资的80％，美国的剩余产品和战争剩余物资以排山倒海之势涌入中国，中国成为“美国工业的边疆”，致使战后中国经济形势迅速恶化。
中国革命以暴力方式解决了国内阶级矛盾，同时驱逐了西方列强在华长期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存在，从而一举扫除了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国内与国际因素。中国革命初步完成了近代史课题，它以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为基础，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重建了强大而高效的中央政权，彻底摆脱了其国家的地位。其中，从五四到建国，反传统主义解除了广大底层人民的精神枷索，使其成长为社会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主体。反传统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始终发挥着巨大的、不可替代的思想动员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反传统主义在建国以后大规模的工业化运动中，以一种新的方式延续下来。
一、工业化与革命伦理
1、早期资本主义国家是以广大的海外殖民地为依托（劳力、原料和市场）而完成其资本积累和再生产过程的。这一点从英国与印度的经贸关系即可略见一斑。印度是英伦诸岛的15倍。英国工业革命启动之后，例如在19世纪上半期，英国依仗其宗主国地位，对出口到印度的机器纺织品仅收2.5％的税，而对印度输往英国的纺织品所征收的从价税则高达75％；
加之英国机器制品的成本低，印度手工产品无力与之竞争，因此印度从英国进口商品剧增。从1818到1836年，英国销往印度的棉织品总值为300多万英镑；
而到1855年英国工业革命完成时期，则增加了1倍，达660多万英镑；
与此同时，印度向英国的出口也迅速增长，在1834年到1858年间，出口总额由812万英镑增加到2850万英镑，但输出货物几乎全是低附加值的原料和粮食。[2]因此，一方面，由于英国工业品的倾销，印度原有制造业趋于崩溃：“不列颠侵略者打碎了印度的手织机，毁掉了它的手纺车。”[3]另一方面，由于粮食和原料出口激增，印度出现了国民经济农业化的倒退现象，棉花、茶叶、咖啡等种植面积大幅度增加，经济结构发生极大变化。英国的工业化与印度的农业化几乎同期发生，二者相反相成，互为因??/P>
资本主义中心国家通过不平等的国际贸易和分工体系，从广大国家和地区源源不断地汲取超额利润，一方面维系着从资本积累到技术更新再到扩大再生产的全过程，另一方面则根本排除了国家和地区走上工业化之路的一切可能。
中国革命的成功使之从不平等的国际经贸体系中彻底摆脱出来，但这只是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扫清了外部障碍。对于中国这样一穷二白的国家来说，资金与技术的匮乏和落后构成了约束其工业化进程的内部因素。在这方面，可以将中国与同属东亚国家的日本做一比较。
日本是后起资本主义国家的典型。它是作为传统社会的欠发达国家被强行纳入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如第1章所述，由于资源匮乏和市场狭小，特别是由于缺少长期的资本和技术积累，日本只能冒险依恃武力，采取超经济的、裸的直接军事征服和占领的方式，在欧美列强支配的东亚国际体系的夹缝中，掠取殖民地和海外市场，弥补其技术和资本的先天不足。[4]因此，明治维新以后，与英法美等老牌资本主义列强不同的是，一条向亚洲大陆扩张的军事冒险主义路线主导了近代日本的发展方向。在该路线之下，日本的国民经济呈现出扭曲的结构：一方面，重化工业和运输业主要服务于军事目的；
另一方面，生丝、棉纱和纺织品的生产主要用于出口赚汇，以便进口武器装备及其制造所需的钢铁和机器设备。以这种国民经济结构为基础，日本走上了扩军－征掠－积累，再扩军－再征掠－再积累的滚动循环的“发展”模式。这是一条通过战争以实现工业化的道路。[5]
与日本模式形成对比，中国选择了一条通过革命实现现代化的道路。
2、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将要建立的是一个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
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5]按照新民主主义论的经济纲领，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将收归国有，但并不禁止其他“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农村经济中，则将扫除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允许富农经济存在。[6]
但是，新中国建立后不久，就断然放弃了由他本人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设想，对党内刘少奇等高层人士提出的“确立新民主主义新秩序”的观点进行了严厉批评。[7]与此同时，对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进程则不断被加快，过渡时期一再被缩短。这是为什么呢？
从快速实施现代化的立场看，如果允许包括资本主义性质的多种经济成份存在和发展，就势必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处理各经济主体间的关系，受到成本－利润原则的根本限制，从而使国家控制经济的能力大为削弱。相反，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强大而高效的中央政府可统一规划和配置全部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以迅速建立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
近代以来，从洋务运动到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工业化的外部环境并没有根本改变。在核武器时代，由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围困，中华民族整体生存的危机甚至更为严峻了。中国工业化的这种持续存在的外部环境也正是它的动因。由于现代军事技术主要依托于现代工业体系，而现代工业体系则主要依赖于为其提供装备的重工业。因此，“重点是工业，工业中的重点是重工业”。[8]中国当时的首要目标是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独立生存和发展，是应付大规模现代战争的威胁。由于这种目标不是纯经济的，因此中国在其发展过程中，就必须下决心超越并扭曲常规状态下经济发展的某些自然过程和规律。[9]实际上，如果当时中国不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统合全社会资源，在最短时间内奇迹般地建立起独立的现代工业体系，那么，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就将推迟许多年，中国经济乃至政治就将长期垂直依附于苏联，从而不可能在50年代后期顶住苏联的压力。换句话说，中国就有可能出现“东欧化”的局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经过3年经济恢复，到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即正式启动。由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1950年），特别是由于抗美援朝战争（1950－53年）的持续进行，对于苏联来说，帮助社会主义中国完成适度的工业化目标，在当时不失为一种在远东地区牵制美国的战略选择。
中国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一化三改”，即初步完成工业化以及初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其中的工业化目标，就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10]
在1949年，农业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达58.6％，工业仅为25.1％，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末期，工业比重就远远超过了农业，1957年二者的比重分别为33.5％和43.8％。在快速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重工业在整个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则由1952年的35.5％，上升到1957年的45％，1978年的56.9％。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的机器设备自给率已达到80％。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思想指导下，中国以世界史上最快的速度完成了工业化，从而不仅使中国在短时间内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而且为中国取得一系列国防技术的重大突破提供了基础，根本性地解决了民族生存这一近代史课题。
3、1949年以后，中共党并未因获得执政党地位和掌握国家机器而放弃原有的反传统主义立场。相反，从50年代初期批判电影《武训传》到70年代中叶评法批儒，反对传统上下尊卑的儒教思想体系的立场一再得到重申和强调。在时代，正是由于在意识形态领域和对内政策方面始终坚持了这一立场，才能使广大劳动阶级在新的国家体制建立之后，不仅避免了重新沦为单纯的“统治的对象”的命运，而且像在革命战争时代一样，能够继续调动他们的潜力，参与大规模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由于长期处于世界体系的底层和内外战争的破坏，中国的现代工业基本极为薄弱。1952年，中国现代大工业在社会总产值当中的比重只有26.7％，而苏联在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前的1928年，该比重已达到45.2％，波兰在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前的1949年已达到65.5％，捷克斯洛伐克在1948年更高达75％。不仅如此，中国的工业化更面临严重的资金匮乏的困境。要实现工业化，特别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这种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国只能采取“自我剥削”的方式，依靠社会内部完成积累。这意味着中国必须长期实行高积累、低消费，先生产、后生活的发展战略。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使中国以惊人速度完成了工业化，但与此同时，也使广大人民的基本生活付出了巨大代价。例如，1949年，中国社会总产值按可比价格为557亿元，1957年为1606亿元，到1978年达6846亿元，增长迅速。但是，从1958年到1978年，人均粮食消费量始终未超过1957年的水平；
各种布匹的年人均消费量，1952年是17.12尺，1957年是20.47尺，1978年为24.11尺；
在城镇居民住房方面，1952年人均居住面积4.5平方米，但由于人口增长等原因，1978年反降为4.2平方米。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提升缓慢，与同期国民经济和工业的高速增长相比，反差强烈。为实现工业革命，中国人民年复一年地付出着牺牲。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牺牲主要出于一种全新的生活－工作伦理，这就是“艰苦奋斗”。为区别于马克斯·韦伯论述的资本主义创业时代的新教伦理，我们可以将这种生活－工作伦理称为“革命伦理”。值得注意的是，导致这种革命伦理形成并持续发挥作用的前提之一，正是以奴隶史观（阶级理论）为思想基础的反传统主义的意识形态。在颠覆了传统秩序的思想空间内，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在尊与卑、贵与贱、高雅与通俗、心智与身体等一系列相互对立的价值范畴中，普通劳动者身上所固有的特质受到高度评价，甚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优越性。在社会主义中国，劳动者阶级的确曾扬眉吐气，空前绝后般地获得了他们的价值和尊严。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他们不仅在工作中尽力奉献，而且在生活中也大多仅仅维持着和平年代里最基本的生存。在中国，由于快速实现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源，特别是资金和技术严重不足，革命伦理便成为对这种资源匮乏状态的必不可少的补充，甚至成为中国实现工业化的基本资源之一。
二、反传统主义的新内涵
1、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自从中国开始大规模工业建设之后，反传统主义便愈来愈呈现出新的内涵。由于反传统主义的实质是颠覆上智下愚的、精英主义的正统尊卑秩序，因此，它的矛头所向是不固定的，不可避免地随时代的政治经济结构及其意识形态内容的变化而发生调整。具体地说，是随着“上智”或“精英”内涵的变化而变化。自1952年全国范围的运动基本完成，3亿农民分得约7亿亩土地之后，广大农村地区便已消灭了传统的封建剥削制度，确立了贫雇农在农村的优势地位。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也转向城市和工业建设。以此为契机，中国20世纪反传统主义思潮的演变发展也出现了新的情况，其主要矛头开始从反封建主义方面转向其他方面。
从50年代初期开始，伴随对全国范围内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一场分别针对国家公务人员和城市资产阶级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五反”（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运动全面展开。与此相呼应的，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改造运动，以及包括对知识阶层西化派代表胡适的政治学术思想全面清算和批判在内的一系列思想文化运动。也就是说，从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到思想改造，从“三反”、“五反”到反，从政治经济领域到意识形态领域，中国开展了一场全面的反对资产阶级的历史运动。
中国通过自下而上的民族革命彻底摆脱了不平等的国际经贸体系，与此同时，也作为亚洲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帜而遭受资本主义世界的封锁和遏制。应当从这一广阔的历史背景去理解中国50年代以来持续不断的反资运动以及在这一运动中形成的一系列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是非标准。与此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工业革命浪潮的发源地是西欧市民－资产阶级社会，在地理大发现之后，西欧社会通过东西方贸易和大西洋贸易积累了巨额财富，并通过对外扩张开辟了大片海外殖民地和市场。西欧工业革命正是以这些海外殖民地及其超额利润为前提而启动和完成的。然而，刚刚摆脱不平等的国际经贸体系的中国，无论从主观意志还是客观条件来看，它的工业革命，包括资金积累和产业结构升级都不可能走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中国要走出自己的工业化新路，不可避免地要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诸领域反对并超越西方资产阶级业已形成的各种传统，特别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根本原则－－所谓“经济人”的利益驱动原则。因此，也可以说，就在中国大规模实施现代化的同时，在思想文化领域，相反相承地经历了一个“非西方化”的过程。
2、超越资本主义的工业化道路，在20世纪中叶唯一可以效仿的范例就是苏联计划体制。苏联体制是一条快速实施赶超战略的有效途径。与英国工业革命从棉纺织业到运输业再到机器制造业不同，苏联体制恰好颠倒了这一过程，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相对忽视生活资料的生产。这是有其深刻历史原因的。由于苏联是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因此，面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围困，即使仅仅为了生存，也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特别是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
苏联以国家统合从资金、技术到思想舆论等全部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它在取得成功的同时，也造成了一系列负面后果，包括国民经济结构失调和政治高压导致的社会创伤。因此从50年代后期，中国便开始摸索超越苏联计划体制的道路。如果说的《论十大关系》（1956年）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1957年）是理论和政策领域的探索，那么50年代后期的鸣放运动、双百方针和则分别是政治生活、学术文艺和经济建设领域的社会实验。
由于党内党外的因素，这些实验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挫折。但是，中国探索自身发展道路的尝试并未止步，相反，这种探索在更深的层次上展开了。这就是50年代末期开始的反修正主义思潮。
3、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是全体人民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体制内，政治权力和经济剩余必须由全体成员共享。这是前述社会主义的生活－工作伦理得以形成并持续存在的前提。假如党群关系疏离，特别是出现少数人实际垄断政治权力和经济剩余的倾向，社会主义的本质就会逐渐被侵蚀和扭曲。与此同时，自上而下的计划经济体制，如果不能与劳动群众自下而上的首创精神形成辩证统一的话，计划体制也会逐渐压抑和取消群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上述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将导致劳动群众的主人翁意识日益衰萎，革命的生活－工作伦理日趋瓦解。于是小至一个企业大到整个社会必然缺乏活力，由此导致企业效益下滑，社会经济趋于停滞。实际上，这正是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经济面临困境的基本原因之一。而这时出台的改革措施为重新激发企业和个人的工作热情，往往采取将工作业绩与小团体及个人利益相捆绑的方式，长期的结果必然使主人翁意识及革命伦理彻底让位于利益驱动原则。公有制企业由于失去了原有的生活－工作伦理的支撑，效益将进一步恶化。改革一旦陷入这一怪圈，就可能以全面私有化，即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占有方式的彻底解体而告结束。
毋庸讳言，晚年思想的核心正是探索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变迁和可能发生异化的规律。而这一探索恰好是从反思苏联体制的经验教训为起点的。
在中共第二次会议上，向全党提出：我们不提“技术决定一切”和“干部决定一切”。说：“前两个口号是斯大林的提法，有片面性，‘技术决定一切’－－政治呢？‘干部决定一切’－－群众呢？这里缺乏辩证法。”[11]
技术的对象是物质世界，它所要解决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而政治则以人与人的关系为对象，因此说：“政治家是搞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的，是搞群众路线的”。[12]由于任何人与自然关系的解决不可避免地要在人与人的关系框架中进行和展开，并对人与人之间关系发生重大影响，因此，任何一种技术都隐含有相应的政治含义。如果有人不承认“技术即政治”的命题，那么，这并不表明存在着纯粹的、与政治无关的技术，而只说明人们正在不自觉地被一种盲目的政治所左右。更进一步说，在社会主义国家，当工业化达到一定水准，国民经济的技术密度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片面强调技术因素必然忽视人的因素，特别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群众的因素，从而可能导致党群关系的疏离。“专家路线”从来是“一长制”的共生现象。由此，也必然从第一个口号过渡到第二个口号，即“干部决定一切”。于是群众重新沦为群氓，社会主义便成了少数人的事业。
在鸣放运动、双百方针和遭受不同程度挫折之后，50年代末60年代初，专门阅读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做了大量批注和谈话。[13]教科书第23章讲到1936年苏联宪法时，论述了苏联劳动者享有的各种权利。在相关文字旁批注道：“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并发表议论说：“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到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14]由于社会主义是全体人民的共同事业，因此，劳动者管理国家甚至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民利的问题，而是社会主义制度是否能够存在下去的根本保证。
不仅如此，甚至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学理论家奉为圭臬的计划体制提出深刻质疑。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认为：“群众积极参加完成和超额完成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斗争，这是加快共产主义社会建设速度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在这段话的旁边写下了“不对头”三个字，并指出：“这里把群众的斗争只看作重要条件之一的说法，违背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无论如何，不能认为历史是计划工作人员创造的，而不是人民群众创造的。”[15]在阅读了另一段有关论述后，他又批评说：“用行政命令办法搞建设，搞革命，例如依靠行政命令进行、合作化，会造成减产的损失。这是因为不发动群众的缘故，不是因为突击的缘故。”[16]
如前所述，思想的真正内核与灵魂是奴隶史观，具体化为方针政策就是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不是什么危难时刻的权宜之计，而是20世纪中国革命事业、乃至全部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所在。奴隶史观和群众路线不仅是中国革命进程中反传统主义的基础，而且也是晚年思想探索的理论基础。它们对于未来探索中国和社会主义的命运依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4、总之，反传统主义思潮贯穿于整个中国革命史。与此同时，从反封建（）到反资产阶级（建国后）再到反修正主义（60年代以后），反传统主义的内涵和重点又在不断发生变化，主要矛头所向顺序从中国皇权－官僚传统到欧美模式，再到苏联体制，其间历经辉煌与曲折，形态激烈而又焦灼。纵观20世纪，中国反传统主义思潮所经历的反对封、资、修三个阶段，其实质正是奋力走出一条属于现代中国自身的思想文化之路和现代化之路。
中国20世纪是革命的世纪。革命意味着是打破和超越现状，打破和超越常规的历史渐进模式，使传统的延续中断。革命与反传统主义互为表里。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时间被浓缩了，每一时刻转折和质变都在发生，一年等于20年。
回顾历史，在1750－1800年，中国占世界制造业总量的份额在30％以上，这是与中国长期作为古代社会中心国家的地位相适应的。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时，这一份额跌至19.7％，到1900年为6.2％，到建国初期第一个五年计划启动之际，则仅为2.3％，降到衰落的谷底。与此同时，作为古代世界地区的西欧社会，则由于地理大发现和海外贸易而逐步进入工业革命时代，成为新文明的中心。如果以1760年为英国工业革命的起点（恩格斯），那么到中国一五计划时期，西方工业化已经历了近200年的历史。作为现代文明的地区，中国要想迅速赶超西方，即使仅从理论上讲，也必须另辟蹊径，走出一条适合自身特点的多快好省的发展道路。这种发展道路反映在思想文化领域就是反省、质疑和挑战一切完成的、既定的、作为“他者”的传统。
注：
[1]1928年2月在同黄公略讨论蒋氏集团与国内形势时指出：“他（指蒋）只控制江、浙、闽、淮四省，对湘、鄂、赣、豫四省只是半控制；
东北易帜而未改制，西北仍属冯玉祥和地方军阀控制，西南原封未动；
两广勾结法国，实行割据。”见《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4－75页。
[2]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印度经济》，1982年，第11－12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第二卷，第65页。
[4]“正因为不拥有输出资本的能力和无法在经济竞争中战胜欧美各国，所以天皇制的执政者以及与其紧密勾结的大资产阶级，才企图最大限度地利用可以在东亚迅速发动的最大军事力量。这种军事力量的‘垄断’与地理方便的‘垄断’是日本资本主义结构的必然趋势。”见井上清：《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宿久高等译，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04－105页。
[5]日本的国家发展路线经历了深刻转折。明治维新以后，采取自主的富国强兵的发展战略。在该战略因太平洋战争失败而放弃后，被迫转向一条深度依附美国的发展模式。中国可与日本相比较的是，自建国后发展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到70年代末则转而与美日欧相协调，以出口导向经济被纳入国际社会。在欧洲，先有德国后有俄罗斯，也都经历了大致相同的转变。这些现象的实质是美国继承大英帝国遗产，上升为世界霸主后，为防范欧（德、俄）亚（日、中）强国的崛起而采取打压措施，迫使其改变发展战略。
[5]《选集》第二卷，第675页。
[6]同上，第678页。
[7]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见《选集》第五卷，第81页。
[8]在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选集》第5卷，第92页。
[9]这一目标和决心在新时期受到朝野一致的抨击：“50年代初，搞国有化不是依据中国国情，主要是源于领导人特别是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以及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的影响。尽管当时搞国有化有种种理由，但是从总体分析，它不符合中国国情，脱离和超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从国有化到非国有化》，见《胡鞍钢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15页）在作者看来，似乎存在着脱离国际环境（冷战结构和苏联的压力）的孤立的“中国国情”。
[10]杨坚白等：《当代中国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307－308页。
[11]《在中国共产党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摘要》（1958年5月），第二次讲话。值得注意的是，晚年始终推崇列宁，而对斯大林则经常有切中要害的批评。
[12]同上，第三次讲话。这里当然是说心目中的“革命的政治家”。
[13]《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清样本，1998年。
[14]同上，上卷，第275－276页。
[15]同上，上卷，第402页。
工业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1.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共性。现代企业思想正式工作在开展中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政治灌输，而是一种向社会、企业运营、企业管理等多个领域施加影响力的工作模式，在开展过程中通过了解每一个职工的思想状况、个人情绪等，来协调职工与企业、职工与管理人员、职工与职工之间的关系，确保在所有职工共同努力下可以实现企业指定的发展目标。企业在发展中可以通过文化建设来对全体职工发挥一个辐射作用，通过提高职工的企业凝聚力、岗位自豪感以及职业自信心等，确保每一个职工都能做好自己的工作，所以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两者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实现企业在新时期制定的战略发展目标。企业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对职工的意识观念、道德水平、职业操守以及职业素养等方面进行引导性教育，通过培养职工的进取精神来激发其在工作中的热情与创造精神，这对促进企业可以顺利达成经济目标有着重要作用。而企业文化建设是通过企业精神来对职工的价值观进行潜移默化，从而使职工在企业精神的影响下可以有效规范自身的行为，因此，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在工作内容上有一定的交叉，而且两者并不是完全一致，而是两者在发展中具有一种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关系。
2.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差异。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之间虽然存在很多共性，这并不代表两者在本质上是高度一致的，这是因为两者之间在所属范畴、功能以及工作重心等方面有着较大差异，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是根据我们党在企业中的政治需求，以及职工思想行为诉求而开展的工作模式，其在服从思想意识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服务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因此，企业开展的思想政治工作在本质上属于政治范畴，而企业文化是大部分职工自发遵守的行为方式和理念，企业文化是在其长期生产经营中逐渐形成的，而企业文化建设中强调职工认识并遵守这种价值观念和行为态度，因此企业文化建设在本质上属于文化范畴。企业开展的思想政治工作具有政治功能和管理功能，其可以确保党的各项理论方针可以彻底贯彻到企业生产经营中，通过协调企业职工与企业、管理者、其他职工之间的关系来激发其工作热情，企业文化建设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塑造积极健康的内部文化，通过其潜移默化的作用来增强职工自信心，在全部职工的心中树立一个正确的道德标杆和行为准则。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重心是强调企业与社会战略目标的一致性，而企业文化建设的工作重点是培养企业个性，注重企业自身文化与其他文化传统、个性以及氛围等方面的区别，因此，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在所属范畴、功能以及工作重心等方面有着很多差异。
3.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关系。本文通过研究认为虽然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存在很多共性，但是不能用其中的一方完全取代另一方，这是因为企业文化建设是当前一种较为成熟的管理学，其在加强企业管理质量、管理效率等方面有着良好的应用效果，已成为现代企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推动力，而思想政治工作在物质文明及精神文明建设中有着极大作用。因此，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在各自领域中都有着重要作用，思想政治工作引领企业发展方向这一作用是企业文化建设无法达成的，而企业文化建设完善创新性企业管理这一功能，是企业无法通过思想政治工作而实现的。再者，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具有彼此独立、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这是因为思想政治工作可以为企业的未来发展指明一个方向，而企业文化建设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方式创造了一个新的途经，以便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开展，所以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的相互融合，已成为现代企业管理中的一种必然趋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注重通过培养员工的社会使命感来对其行为进行约束，而企业文化建设注重通过塑造企业整体“个性”来强调企业使命，因此，两者在发展过程中可以通过相互协作来加强两项工作模式的效果，同时也对创新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方式及手段有着优秀的作用，对实现现在企业管理中的生存、持续发展战略有着重要意义。
二、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的融合
1.“以人为本”的人性化管理。人是社会生产领域中众多生产力的第一要素，是一个具有变动的极具灵活性的存在，所以企业在实现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融合发展模式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人性化管理，而企业文化建设在发挥作用过程中也紧扣人性化管理这一原则，这对保持企业职工思想上的统一有着重要作用。本文认为，以遵循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自身存在规律作为前提，以科学性、时效性为指导，结合企业自身生产经营及管理现状，力求促进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相融合。
2.企业文化活动作为载体。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自身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存在及具体的表现形式，承载着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极为重要的教育内容，企业文化建设强调企业职工的参与性、积极性，灵活运用多种方式来传达、宣传企业文化，例如，可以通过定期开座谈会的方式让职工畅所欲言，可以将工作、生活中遇到的难题和对企业发展的见解作为话题，企业管理人员也可以有针对性的去帮助员工来解决这些问题，这对促进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的相融合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3.充分发挥党组织的作用。企业基层党组织要通过党与政、工、团之间的各种活动来调动企业职工工作和生活的积极性，让企业职工充分认识到自己是企业主人，必须在企业发展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人翁精神，遇到困难敢于向前不可畏首畏尾，通过具体的企业文化建设可以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铺好路，为党建工作能够卓有成效的开展打下坚实基础，其最终目的都是服务于企业的建设与发展。
三、结语
工业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结合网络在当下中国的超常发达，运用“文化工业”理论剖析当下的中国文学和文学论争的特点，指出“文化工业”下的商业资本的统治本性淹没了文学所必需的创造个性和文学论争所必需的独立公正立场，使得环绕著作权和名誉权的文学论争成为当下“文学场的可怜点缀和可笑搭档。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白居易这两句诗倒恰能形容当下以文学为名的产品在印刷工业履带的轰鸣声中和不间断的拷贝下传声里的生产状况，虽说是万紫千红，却总如粗浅小草，让人纷乱摇头，有“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感受。又种种以文学的名义引起的前赴后继的文坛纷争，也如迷眼繁花，徒有热闹的虚假表象，而少理性的真正论争。不能不让人感到:当下的大部分“文学”一边盗用历史上的文学名义，一边还要求新时代的赐福;而当下大部分“文学论争”，也早已脱离了漫漫复古长路时和萧萧革命征程中所凝结而成的主体担荷价值和严肃人文精神，而成为茶余饭后以资笑谈的娱乐新闻。而这，正是“文化工业”赋予当下文学论争的角色—成为“文学”场的可怜点缀和可笑搭档。
虽然过往历史上的文学论争并不能让人满意，因为它们颇多政治立场、意识形态、阶级划分等场外因素的干扰，并不完全是真正意义上关于文学本体的文学论争—古代往往和政治的党争和儒学等意识形态的纷争相连，现代和科学与革命、抗日与救亡等时代主题相连，从新中国成立到上个世纪so年代，阶级斗争、路线划分等政治立场术语又成为那段时期的主宰—二个时代一脉相承了文学为政治、伦理、教化、风俗等服务的主流言说立场。但我们见到的一个显著事实是，经济利益从来没能成为文坛流行话语权的主宰或潜主宰，即使在号称半资本主义的现代中国。而这种状况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步人有特色的社会主义阶段后有了巨大改变，在当代中国文坛失去了“轰动效应”(实际也是政治效应)进人了多元化时代的同时，文学论争也进人了以经济效益占主体的多元化时代。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和与世界的文化交流日趋同步，特别是以手机、网络的超常发达为显著标志，文学的商品化人娱乐化特征日益凸露并放大，成为有目共睹的现象。当下的中国文学真正进人了西人所谓的“文化工业”时代，而“文化工业”笼罩下的当下文学论争，也就呈现出与前所有社会制度不同的以经济利益为驱动的新特征。
“文化工业”这个概念最先为瞿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一书提出，其意本指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电影和广播……它们称自己为工业。.,ro据归纳，“文化工业”的基本特点是:倾向于反人本主义，消灭个性的存在;艺术风格趋于“同一”，是一种机械的再生产;实质是商业的市场效益和利润原则驱动着文化产品的生产目的;而其主要的社会功能是为大众娱乐消遣。cz}作为文化工业生产中重要一枝的文学，于此再难顶起艺术的神圣光环，而成为“机械技术”社会背景下的“复制”品:个性泯灭，与众不同的特征消失在一片看似灿烂而实质虚无的商业时空里。更因了网络的上传下达，文学产品成为转眼即逝的东西，激动、深刻、永恒等文学曾经有过的意义已转化为即时消费，而留存、获得关注一刹那，也就完成了“眼球经济”聚光灯下的经济效益。在几乎只有广告是艺术的“文化工业”时代，文学、绘画等老牌的以艺术号称于世的、现在仍企图以艺术号召大众时，其目的也差不多就是奔商业效益而去的广告了。是故，我们总能从走马灯换将的当下中国文坛读出腻味的搔首弄姿的金钱气息，以及由此而频繁引起的喧嚣不已的“争风吃醋”风波。
本文对“文化工业”不拟作深入的形上意义追寻(诸如现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性、启蒙等神圣功能的丧失、大众文化、后殖民主义文化等问题)，而只谈其所影响的当下文坛和文坛纷争的特点。
战斗了一生的鲁迅先生当初曾说，只要有一个“坛”，便不免有斗争，甚而至于漫骂，诬陷。其所针对的无疑是置身革命文学背景下他的个人和文学境遇，其背后氮氢的是文学人格严重对立下文学观念的严重对立，有着严肃深刻的思想斗争内涵。从表面看，眼下的这个文“坛”也在斗争，谩骂，诬陷，似乎也在叫嚷某些深刻的思想理念—譬如余秋雨要求的文化大散文、王朔要求的精英阅读等，然而在“峰峦如聚，波涛如怒”的宣称内容中，要求的大多是个人切身利益和名誉的现代法律’l于此，观众也就立刻洞彻了在其慷慨陈词、义愤填膺的背后，有一个人人皆知的渺小:其所要求的不会是基于文学本身的艺术立场，也不会是所声称的法律和名誉，而是自称为文化人所不能正面宜扬的经济利益。进而，人们了然于当下这个文坛的论争人格之屏弱和追求之切实。
事实如此，当下的文学论争不愿再驻足于艺术的神圣殿堂，它来到了活动的篓键人间，显现出“文化工业”下的论争本相:不再关注文学文本的形式构成、意义建构，它从对“鸡蛋”的关注转到对生产“鸡蛋”的“鸡”的关注，到这个“鸡蛋”到底是谁生的和这个“鸡”到底如何。于是当下的由所谓文学引起的论争，多是围绕作品的著作权和作者的名誉权。而无论是那种权，关涉的都是经济问题和面子问题，而不是文学本身的问题。
虽然迄今为止都未有一个让人满意的文学定义，但文学之于人类生活有特殊的超越意义却一直为人们所接受。只是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文学又总和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纸笔、印刷术等)、人类其他的精神活动(如绘画、书法、学术、文化等)密切相连，.以至文学的边界才显得不那么清晰。所以，如果要谈文学论争的本义，依笔者浅见，应该是争论文学的本体性和艺术性。所谓艺术，性的论争，就是要探讨文学这门特殊艺术所具有的艺术特质，也即以文学的语言为中心，探讨它如何既能亲近人类高层次的精神生活建构，又能亲近人类感性生活的安宁，以及在和人类的接触中，如何更好利用其语言为人类的精神和感性生活起更好的抚慰和提升作用。而本体性的论争，就是要阐明文学作为人类精神活动中极为特殊的一门，与其他人类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的差异性，具体说来，就是要探讨文学和政治、道德、经济、文化、其他艺术门类之间的边界，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纯粹的不与其他人类社会活动搭界的文学自然不存在、但文学的纯粹却一定存在，那就是它所使用的介质—语言，艺术性的区别于日常的语言，它会带来艺术对现实的疏离甚至是否定。阿多诺认为，可靠的艺术作品的特征，在于“它··一对一个有负罪感的社会和现实的否定，而这一现实却在盲目而且无情地不断自生自长;艺术作品也维护着其独立性和自主性，坚持同由诸多动机和目的性所主宰地现存社会的分离。", (31艺术成为人类唯一可能在其中获得自由的精神领地。虽然笔者对阿多诺关于艺术允诺的判断并不完全同意，但认为其对艺术特征—之于人类确有二种不同于社会现实的“分离”和“否定”特征—的归结是可信的，这可从意义、作用上去判定什么是艺术、什么是非艺术。
由此，我们不能不遗憾地发现当下的文坛纷争实在是与前此熟悉的文学论争有了本质的区别。文学已不再负载如古典文学时代常居主流的政治权力维护、道德风俗教化的沉重意义，也不再如负载革命、思想时代的革命和思想启蒙的严肃企图，甚至它也不再负载现代主义时代所表达的与现代社会决裂的绝望，总之它确实脱离了沉重、严肃甚至是绝望。在发现无论何种个人的思想企图都不足改变外在的冰冷现实后，人们彻底投人了大工业社会的统治怀抱，把文学真正当作一场游戏一场梦，而心甘j清愿的谋求与社会的合作，成为大工业生产机械下必然的链条和螺丝钉。正因为如此，提出“文化工业”概念的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才会说文化工业实质是“伪启蒙”，是一种“欺骗大众的启蒙精神”〔‘].。
于是，当中国文坛丧失了一度标榜的先锋精神后，文学也丧失起码的个性与原创力，而不得不停留在模仿煽情的出发点。
上海的卫慧、北京的绵绵率先用身体撞开出版界的大门后，“性”成了市场的香悖悖，下半身、肉、木子美、上海美男，就一个赛一个的出炉，“快感”之后要“尖叫”，身体之中必“乳房”。当青春不小心成了可爱的字眼，大学生的校园恋情写作一路畅通，中学生、小学生也闻鸡起舞，纷至沓来。当下写作坊的招牌就像旧时没有节操、专奔钱去的妓女，一日三换宾客。区别只在于，前一系列招摇的无非是泛滥的性，后一系列招摇的无非是青涩的情。文坛学会了姿态不一的“秀”(show)，目的只有一个，捉住五心不定的读者不断游移闪躲的眼球。
文坛流行的“搭车”、“跟进”、..“克隆”等现象，就是这种失去原创力之后的模仿产物。弄到极至，连作家的真实姓名也来“拓片”，金庸之后有全庸，陈燕妮之外有“陈燕妮”。而这也不止于文坛，它遍及整个文化工业领域，在社会的几乎每一个角落，都有这种趋势的流行。从古人论文章之三“偷”来说，“搭车”既属于“偷语”，也属于“偷意”，而从目的来说，那是“偷势”川，借别人辛辛苦苦闯出来的经济“形势”，为自己的钱财开辟兑现的道路。
而这种情况在著作权和名誉权意识日益昌明的今天，怎不引起重重官司呢?于是，自失去轰动效应后本有些寂寞的文坛就此热闹了起来。不过，这热闹里有作者们的功劳，也有所谓精英的批评者们从旁煽风点火的功劳，还有整个媒体(特别是网络)整个社会(包括观众读者等所谓大众)饱看的功劳。
作者之为著作权、名誉权而与批评者一争似乎还可理解，如韩少功之与评论家张颐武，毕竟那关乎作者的清誉和实在的利益，而看似不相干的作者主动向另一作者挑衅，发起笔仗，如王朔之和金庸，余杰之和余秋雨，却无论如何让人联想到其动机的不纯，更何况王、金之战中王用词之鄙便确实也得罪了大批观众的视觉，二余之战中为历史问题的清算出动了大批人马，又使人感到古代文学史上以“节操”论人的生命力之顽强。但这一切都是在媒体的助威加盟和社会强烈的看客心理中上演的。而这才见出“文化工业”巨大的同化能力。
以多事之秋的2003年文坛纷争为例。人们说: "2003年是惹是生非的一年”。对文化界来说尤其如此，“口水”惹出了要打官司的“猛兽”，“猛兽”却引来了经济效益。这“一方面是文化商人利用宣传机器与受众进行沟通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有一批闻风而动的文化界人士，先期制造事端沟通受众，然后守株待商的结果。于是‘口水仗’在2003年成为了沟通作者、商人和受众之间的桥梁，为各式各样的人制造着食粮，或者是精神食粮，或者是物质食粮。”下半年的四起重要战役:《沙床》炒作之争、郭敬明抄袭案、贝拉事件、新浪文化偶像事件，就是社会共谋的典型结果。(6)这种社会共谋，正是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所断言的文化工业本性发展与控制的必然结果。他们说的“文化工业”不是像康德所说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而是“有目的的无目的性”，也即，商业目的通过娱乐消遣的形式收买了无目的性的王国。(7)这个“无目的性的王国”就是包括普通大众和所谓精英在内的整个社会。
推荐访问:工业 文化 论文 工业文化论文【五篇】 工业文化论文(精选5篇) 关于工业文化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