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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耳主要事迹五篇

时间:2023-09-24 16:00:03 来源:网友投稿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聂耳主要事迹五篇,供大家参考。

聂耳主要事迹五篇

聂耳的故事 篇一

聂守信年轻的时候,对音乐个性敏感。大家都说,只要能从耳朵进去的,都能从他嘴里唱出来。久而久之,大家都叫他“耳朵”。

一次联欢会上,聂守信不但能表演舞蹈,模仿各种人说话,而且还能让两只耳朵一前一后地动,这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大伙儿都被逗得大笑起来。总经理给聂守信送礼物,并称他为“聂耳博士”。聂守信笑着对大家说:“你们硬要把一只耳朵送我,也好,四只耳朵(“聂”的繁体字“聂”)连成一串,不像一个炮弹吗?”从此,聂守信改名为聂耳。

热爱音乐

聂耳在北平时穷得买不起棉衣,却在秋末深入到贫民区天桥等地,用有限的几个钱来收集北方民间音乐素材,并在“充满了工人们、车夫、流氓无产阶级的汗臭”环境中聆听卖嗓子、卖武功的吼声,从中知道了他们“生命的挣扎”的心曲;他在上海一年的苦苦积攒,才买到一把梦寐以求的廉价小提琴。在上海,他经常踏着晨霜夜路体验女工上班的辛苦,从而创作出《新的女性》。聂耳还与小报童交上了朋友,天天问寒问暖,那首著名的《卖报歌》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吟诵出来的。

聂耳没有像样的创作条件,到上海一年后经过苦苦积攒,才买到一把多年梦寐以求的廉价小提琴。他居住的斗室冬冷夏热,到北京一次连续登台演出四天仅得6元钱报酬。这不仅仅使他从心底更憎恨资本家老板剥削的冷酷,其作品也不断呼喊出人民要求解放的心声。

创作国歌

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寇侵占东北后又把铁蹄伸向华北,国内的反动腐朽势力却仍沉溺于纸醉金迷中。社会上充斥着“桃花江”、“毛毛雨”、“妹妹我爱你”一类萎靡丧志的淫歌艳曲。共产党员作家田汉找到聂耳,认为如此“唱靡靡之音,长此下去,人们会成为亡国奴”。二人就此议定,要创作一首歌,来战胜“桃花江是美人窝”。二人研究了《国际歌》、《马赛曲》和《船夫曲》,认为很有气势,能够借鉴。1935年初,田汉改编了电影《风云儿女》,并写了一首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由于发现国民党特务已来追捕,他仓促间在一张小小的`香烟包装纸上写下歌词,就被抓进监狱。

夏衍拿到田汉留下的剧本,在里面发现了那张写着歌词的香烟衬纸。不久,聂耳来找夏衍,听说此事后,主动提出:“作曲交给我,我干!”聂耳根据同田汉一齐提出的构想,带着满腔激愤,只用两天时刻便谱写了初稿,随即因躲避追捕到了日本。在那里,他一方面受到友好人士的热情接待,一方面也看到军国主义分子大肆鼓噪“扩大在支那利益”,并磨刀霍霍。聂耳由此更激发了创作灵感,迅速将歌曲定稿寄回国,其旋律更加高昂雄壮。

聂耳的故事 篇二

聂耳的父亲聂鸿仪在昆明甬道街72号开了一家成春堂药店。1912年2月15日,聂耳出生在药店的楼上,原名紫艺。不久,父亲死了,药店由母亲经营,殷实的聂家开始中落。在幼年聂耳的记忆里,母亲经常坐在灯下,拨拉算盘,算完账后,叹气,发愁。聂耳曾暗许心愿:今后必须要“让母亲过好日子”。他到上海后,在写给母亲的信中,屡屡提到“汇钱”之类的字眼。

母亲是聂耳最大的牵挂。从照片中看,母亲彭寂宽是比较典型的傣族妇女的长相。令人佩服的是,彭氏没有上过一天学堂,但跟着丈夫,居然能够读医书,丈夫死后还能坐堂把脉问诊,养家活口。彭氏的聪慧,显然也遗传给了儿子。聂耳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乖巧伶俐,一支简陋的竹笛能吹得五彩缤纷,甚得亲友疼爱。

母亲能唱各种民歌,包括在昆明等地民间广泛流传的洞经调、花灯调、洋琴调,等等。动听的歌曲与歌曲里的故事让小聂耳着迷。蔡锷功成名就之时,聂耳还是黄口小儿,但他从母亲的歌里认识了蔡锷。蔡将军云南首义讨袁护国的壮举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习武从军曾是少年聂耳的一大志向。十六岁那年,聂耳最后憋不住了,背着家人偷偷参军,被编入十六军湖南新兵队受训,后投考黄埔军校不果,又被军队遣散,习武之念才在无奈之中打消。不得已,转而读书、演戏、作曲,但成就伟业之心未了。

在一篇《我之人生观》的中学作文中,聂耳表示,如果有可能,他不会从事宗教、哲学和科学的行当。他的理想是先上大学,然后出外游历,最好是出国,行路读书,增长见识,学术上有所建树。最后挣几个钱,与几个谈得来的朋友,找一处山清水秀的地方,读书,弹琴,度悠闲时光。他还特意表示,昆明的西山将是自己隐逸的首选。

待到年长几岁也就是中学毕业考入云南省立师范学校后,聂耳又写了篇《我之人生观》,他的学生腔明显少了,代之而起的是,期望学工科,研究点艺术,做一个“并不是鲁滨逊那种个人主义的思想”的游历家,然后“以实在考察之所得以建设新的社会”。

演艺圈的“拼命三郎”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聂耳来到上海,举目无亲,托人帮忙在“申庄”采购站找到了一份稽查员的工作。谁知“申庄”在昆明的总部云丰商行正因偷税被查封,上海的分店遂告关门。聂耳失业了。

还好,天无绝人之路,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刊登在《申报》上的招生启事引起聂耳的注意。每月能挣十元津贴,还管吃住,吸引力实在是太大了。聂耳忐忑不安地进了考场,正因紧张而发挥得一般,但却被主考官黎锦晖录取了。

明月歌舞剧社的前身,是黎锦晖创办的中华歌舞剧团。这是我国最早的职业性歌舞团。阵容虽然不大,但是正因拥有上海有名的“歌舞四大天王”王人美、胡笳、白丽珠、薛玲仙以及影帝金焰等名角,在上海乃至全国名噪一时。聂耳在群星璀璨的“明月”是名小提琴练习生。

七八个人一间的狭小宿舍,练琴时得站在墙角,但聂耳却感到了生活的奢侈。初到不久,他帮忙昆明老家的朋友张庚侯、廖伯民在上海代租电影拷贝,得到一百元报酬。一百元啊,离开大家庭以来他还从未拥有过这么多的钱,聂耳的心狂跳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邮局给母亲邮去一半。另一半,买了一把小提琴,还有两本乐谱。这把普通的小提琴,从此为聂耳的生活增添了华丽的色彩。王人美的二哥王人艺是聂耳的专职小提琴老师。于是,人们常常看到师徒二人认真地矫正指法,“错了”,“又错了”,德沃夏克的《幽默曲》时断时续。“小老师”与聂耳同龄,平常为人很随和,教琴却毫不马虎。十九岁的聂耳,刚刚摸琴,连乐谱都看不懂,哪里懂什么对位、和声,“小老师”有点急了。但聂耳可不傻,他知道自己碰上了好老师。“必须能学会,”他对自己说。吃罢晚饭,大家都结伴去逛“四马路”,到“大世界”看杂耍,聂耳却一声不吭,躲进房间练琴。他要完成自己的业务指标:一天至少“恶补”七个小时的琴。

“拼命三郎”聂耳很快出名了。其时,电影和戏剧往往裹挟在一齐。一套演员班底,一会儿在舞台上演话剧,一会儿又聚集的水银灯下。这样做,虽出于制片商节省成本的策略,客观上却锻炼了演职员。比如王人美在电影《风云儿女》 中除饰演女主角之外,还要唱主题歌。拉小提琴的聂耳,也要时不时上场扮个什么卖油炸臭豆腐的小贩;或者涂一身黑墨,扮成黑人矿工。他善于模仿的表演才能已是尽人皆知。1959年,赵丹在电影《聂耳》里出演聂耳时,还不止一次地谈及当时的往事。

出入“明月”的都是上海滩演艺界的知名人物,蔡楚生、孙瑜、卜万苍、金焰、郑千里、王人美、黎莉莉、白丽珠、赵丹、周璇、阮玲玉,等等。近观名人,聂耳才体会到什么是“风头正健”。星光照耀之下,起初投身于此只为谋生的聂耳,眼界一下子开阔起来。

“耳朵先生”和“田老大”

活泼,天真,十九岁的聂耳是个孩子王,身边总围着歌剧社的小演员们。做游戏,输了,孩子们起哄,聂耳乐颠颠地耸动着两只耳朵。大家不满足,“耳朵先生,再来一个嘛!”聂耳又“秀”了一下。

聂耳最爱看电影,而且每遇动情之处必哭,这在朋友中出了名。他的这个习惯常被朋友们当做笑料,他自己却觉得再自然但是。至情至性,有何不好?

那时,聂耳与他的同乡、上海泉漳中学的教员李生萱来往很频繁,此人即之后的著名哲学家艾思奇,聂耳因此对哲学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和向往。

“一·二八”以后,上海白色恐怖严重,中共提出在文艺界发展党员,壮大左翼力量。年轻活跃的聂耳被列为首批培养对象。培养和联系人是上海左翼剧团联盟负责人田汉,之后说聂耳入党的也正是田汉。但在聂耳目前保留下来的十多万字的日记、文章、书札里,关于田汉的描述却很少,即使有,也大多是流水账式的记录,至多用“很好”这样的字眼笼统地表示一下。勤写日记和书信的聂耳,逢“田”何故谨慎规避?令人不得而知。当然,在田汉的眼里,聂耳最初只是一个有着不平凡经历的追求革命的贫苦学生,两人阅历、资历以及性格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但这并不妨碍田、聂二人在音乐创作中的默契合作。

1933年至1935年两年间,田汉作词,聂耳作曲,一同创作了《开矿歌》、《大路歌》、《毕业歌》、《码头工人》、《苦力歌》、《打砖歌》、《打桩歌》、《告别南洋》、《春回来了》、《慰劳歌》、《梅娘曲》、《采菱歌》、《义勇军进行曲》、《打长江》等十四首歌曲,几乎占了聂耳全部作品的一半。聂耳的处女作《开矿歌》是两人合作的开端。之后被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则是两人合作的巅峰。

电影《风云儿女》剧本刚刚完稿,编剧田汉被捕了。聂耳见到导演夏衍的第一句话是:“《风云儿女》谁来作曲?”第二句话就是:“我来写吧,田汉也会同意的。”自信与笃定溢于言表。狱中的田汉果然同意了聂耳的请求。很快,聂耳就拿出初稿,定稿是聂耳到日本后完成的。

情系故乡玉溪山水 篇三

聂耳虽然出生在昆明,却是在玉溪县长大的,老家住在州城北门街3号。在学校的课外活动中,聂耳还参加了玉溪青年改进会(后改为玉溪青年学术研究会),他对自己的故乡玉溪,充满着深厚的感情。

1920年冬天,聂耳初小毕业。当时,母亲彭寂宽得了一场重病后,外公外婆十分想念她,多次从峨山县来信,催她回家一趟。恰逢假期,彭寂宽就领着聂耳和他的二哥、三哥一起回外婆家探亲。

聂耳的外公叫彭寿山,是傣族,原籍为元江县人。从小流浪到峨山县帮地主家放马,长大后在峨山结婚,住在峨山县城大塘子边上,靠做糯米白酒为生。慈祥宽厚的老人,见到女儿带着3个外孙回家来,非常高兴。

聂耳跟母亲回外婆家探亲,有几件事使聂耳终生难忘:

一是坐船经过水连天天连水的“五百里滇池”,使他大开了眼界,看到了祖国秀美的江山。

二是吃到外公亲手做的甜白酒。这是聂耳有生以来吃过的最甜最香的糯米白酒。

三是他头一次知道外公是“摆衣族”,母亲告诉他回昆明后不许对任何人讲,因为少数民族在当时是没有人看得起的。

同时,聂耳也看到了峨山县城有很多破破烂烂的旧草房,还有些和自己一样大的彝族小娃娃光着屁股,没有裤子穿。所有这些,都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民族压迫的种子,对他后来的音乐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那一次,他们全家在峨山住了一个多星期就返回昆明了。

1927年农历六月二十二至七月初十,聂耳又一次与母亲回玉溪探亲。当时,聂耳已初中毕业。因家庭经济困难,一则是想回老家寻找职业,二则是利用假期复习功课,准备考高中。这次,聂耳在玉溪还写了日记19篇。这些日记,记下了他在老家时的所见、所闻。

1928年2月,聂耳第3次回故乡探亲,这次又写了两篇日记。这两次回家,聂耳还抽空去看了彝族火把节,丰富多彩的民间文艺表演,使他流连忘返。

1930年2月22日,是农历正月大年初四。玉溪县学生为唤醒民众,在玉溪青年学术研究会的统一组织之下,回到故乡举办文艺宣传晚会。此时的聂耳,已经长成一个18岁的朝气蓬勃的小伙子。这是他第4次回故乡。

演出地址选在玉溪乡村师范学校的操场上,即现在的玉溪军分区后院。据当天晚上与聂耳同台演出的玉溪县立女子小学学生杨溶波回忆,聂耳参加演出的文艺节目有《高矮人讲话》、《卖花姑娘》、《外国女郎舞》、话剧《春闺怨》等。他曾经三次扮演女角出场,还在换幕时出来吹奏过笛子,表演过口技,这些别开生面的演出,给玉溪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0年6月19日,毕业分配的前夕,聂耳在昆明给二哥的信中说:“前几天玉溪教育局长上省的时候,和我谈了好几次,他约我毕业后到本地服务,不是任县督学便是到县中学教书,我已经答应了。现在正式聘函还没有来,不过,多半会是这样。”如果毕业时不发生被叛徒出卖,上了黑名单的事情,聂耳很可能是回玉溪来当人民教师了,而不会去上海当店员。

1932年7月15日,聂耳在上海《电影艺术》杂志发表评论文章《和“人道”导演者对话》时,他开始用笔名为“浣玉”,意为一个纯洁的玉溪人。在百代电影公司工作时,他创作的一首歌曲《一个女明星》,就是用玉溪花灯曲调《玉娥郎》为基调谱写成的。所有这些情结,都生动地说明,玉溪,永远在聂耳的心中。是故乡的山山水水,哺育了他的成长,艰苦的环境磨炼了他坚强的意志。

在血与火的斗争中不断成长 篇四

聂耳上中学时,正是我国革命形势急剧变化的时期,中共云南地下党在学校开展工作,传播革命思想。他从15岁时便开始读马克思的论着,还在日记里写了不少读书笔记。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昆明也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1928年3月28日,聂耳亲眼目睹了共产党员赵琼仙老师英勇就义壮烈牺牲的情景。同年聂耳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团省委负责人李国柱的领导下,参加了印刷散发传单、上街游行示威、到监狱里探望革命志士等活动,使他在血与火的斗争中不断成长。

1928年冬,在同学们的鼓动下,聂耳瞒着家里报考了驻湖南的滇军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学生军。1929年遇上军队整编遣散,于5月6日重又回到昆明继续进省师攻读。

聂耳从小是在苦水里泡大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艰难困苦的生存环境磨炼了他坚强的意志,三座大山的压迫使他从小懂得了革命的道理,使他在斗争中茁壮成长。

学校乐团里的小指挥家 篇五

1912年,聂耳出生在昆明。他的父亲聂鸿仪是玉溪颇有名气的中医师,于光绪末年带着妻子彭寂宽到昆明悬壶行医。在聂耳上面,有三个哥哥和两个姐姐。聂耳原名聂守信,是家里最小的孩子。

聂耳自幼生性活泼,除了在校认真读书外,对音乐、戏剧、文学、美术和体育都有着广泛的爱好。

由于聂耳自小受到云南丰富多彩的地方戏曲和民间音乐的熏陶,10岁时,他就跟邻居一位姓邱的木匠师傅学会了吹笛子。后来又陆续学会了拉二胡、弹三弦、弹月琴。聂耳所在的小学曾组织过一个学生乐团,聂耳在乐团里不仅会演奏各种乐器,还担任指挥。

以上就是为大家带来的5篇《聂耳的主要事迹》,希望可以对您的写作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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